村长摄影配图

　　１９７１年９月的一天，郑州花园口农场三连六排排长刘培珍正在地里干活时，看到一辆吉普车远远地停在地头。从吉普车上下来的几个陌生人走过来，问了刘培珍几句不疼不痒的话，就掉头去了。当晚，农场领导通知刘培珍，让她三天后回城工作。９月２２日，刘培珍和另外３１位来自郑州郊区农场的郑州知青到二七纪念堂报到，然后是集中培训，不许回家。如今，刘培珍任二七纪念馆（即二七纪念塔）支部书记，她说３３年前自己突然回城，能在二七塔给外宾倒水沏茶，一月挣１５元的薪水，已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者了。

我们曾在塔里买糖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的一天，郑州市的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相约去看新落成的二七纪念塔。到了二七塔地下入口处，那女孩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摸出几枚硬币，付了３张门票钱。然后他们走过地下通道，进入塔身。３个人被人流裹挟着推搡着，忽左忽右地登临塔顶，只见视野之内全是低矮的单调的平房，幸好有满城绿树把郑州城装扮得分外鲜活。绿城，曾经是郑州的别名。
　　３个孩子奢侈地买了半公斤“龙虾糖”，那是跟火车牌冰糕、香草饼干、黄金叶香烟、开封牌火柴一样著名的地产品牌。那３个孩子中，有一个就是我。３３年过去了，我已淡忘了白皙漂亮的女讲解员的解说词，甚至忘却是在哪一层排队买到了“龙虾糖”，我只记得“龙虾糖”很香。
　　２００４年３月的一天，在二七塔一层办公室里，二七纪念馆馆长薛学礼把我想见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们是陶和平、周爱兰、刘培珍、马裕民。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２日报到的３２名知青中，现在依然留守二七塔的只有６个人，我庆幸能见到其中的４位。他们的年龄都在５０岁上下，看起来都是白净人。在我幼年的潜意识里，一直认定讲解员是要漂亮的，漂亮便要白净。我见到他们的第一刻，禁不住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
　　我不敢确定，当年是不是马裕民先生撕了３张参观券给我那同院的邻家小姐姐，１９７１年１０月马裕民就守在地下入口处卖票；周爱兰当年在９层放１６毫米的小电影，她说那时看一场只要２分钱，但我已没印象了；刘培珍当时负责接待外宾，接待处就是现在纪念塔的会议室，她说那时的外宾都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友好国家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外宾一来，便不对国内来宾开放；陶和平当年是保卫科的保卫员，他说１９７１年国庆节二七塔刚开放时都是赠票，没几天便开始５分钱一张票对外卖票了，那时每天平均参观人数六七千，最高记录是１．２万人，他用“拥挤不动”来形容当年二七塔空前绝后的红火年代。
　　郑州人对二七塔建成后最初的热情，既是出于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也是出于对一个公共空间的热爱。二七塔坐落在广场上，它从建成那一天起便不是孤孤单单的政治符号，它代表了广场的本义，是公众的空间，是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它生来有种亲切感，郑州人喜欢这种亲切感。来了亲朋好友，郑州人喜欢领着他们去看看二七塔；市里有什么大事，人们也喜欢到二七塔下举行个仪式。单纯用政治故事来解释一种热情，无法说清上世纪８０年代紫荆山百货大楼开业时的“拥挤不动”。郑州人一窝蜂地到二七塔、紫百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对建筑本身的稀罕。在刚落成之时，它们都曾是郑州最雄伟、最时髦的建筑。
　　那天，在和二七塔的４位老工作人员见面时，我的第一句问话是：“龙虾糖当时是在哪层卖的？”他们回答说是在七层，七层当时卖糖烟酒，接着他们开始回忆：二层是新华书店，三、四层是二七大罢工展览，六层是文具，八层是邮电、银行……
　　当时的二七塔上不仅有二七大罢工展览，还有书店、银行，又卖糖烟酒、文具，可见二七塔最初是与商业“联姻”的。后来有段时间，商业的利益甚至湮没了二七塔的政治意义。１９９２年后，二七塔周围演绎了一场闻名全国的商战，一个“亚细亚太阳”在二七塔东南方大放光芒。就是在那种浓烈的商战气氛中，一个卖音响的老板租下了二七塔一层的办公室，二七塔的北门打开后成了这家专卖店的门面。几年后一个高级官员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没钱，我给！还不成嘛！”馆长薛学礼说，１９９９年二七塔重新粉刷整修后，再也不许挂广告、搞租赁卖东西了。
　　今天的二七塔有三层的基本陈列，是关于二七大罢工的图片展，长年不换；其他是配合形势的展览，是临时性的。两条地下通道都被堵住了，不过新近又打算疏通启动其中的一条。今天的游客都在二七广场上晃动，很少有人愿意登上二七塔。
　　我是满足了，关于３３年前那半公斤“龙虾糖”的记忆毕竟得到了核实和补充。之后在一家超市里，我眼前一亮，发现了“龙虾糖”。犹豫一番后，我决定不买。今天我若想吃糖，可能会买“怡口莲”；若要抽烟，黄金叶香烟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念旧而不恋旧，这种洒脱是不是郑州人性格的一个方面？
　　一次和老郑州人赵富海上街吃饭，我们谈到郑州人的性格时，他扬起脸，手中筷子定格在半空中，半晌说：“这事，好几年前我曾经跟几个人议论过，有的说郑州人散漫，有的说仗义，有的说郑州人实在……不大好说透呢。”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在离开郑州３０年后说：“郑州不善于表白自己，河南的文化是内向性的。”３月１１日上午，他走出二七塔时，除了产生一阵亲切感外，还有一点点善意的牢骚：“搞笑嘛！这么漂亮的广场，竟没有这塔的来历介绍！要交代塔的历史，要制作一个文字牌。”深圳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鲁民则说：“也许因为我是郑州人，很难从理性角度说清这个城市。我就纳闷：这个建筑材料很不讲究的塔，一个有一点佛教色彩（塔的形制）、有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红五角星）、有一点西方建筑元素（塔钟）的塔，竟然很奇怪、很迅速地就让郑州人认同了。”
　　“兼容！”从第一代移民到第三代移民，百年郑州是中国最兼容最不排外的城市。举个例子说，二七塔内最初那种百货大楼般的布局，连当年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都没表示异议。

他们曾在塔下游行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郑州各校红小兵举着彩色纸旗列队向二七广场聚拢，去欢送应届郑州高中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所在学校的红小兵们被安置在离二七塔不远的东太康路。
　　街道两旁彩旗飘扬，歌声嘹亮。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学生队伍开始有些散架了，嘹亮的歌声变成了最难听的“叽叽喳喳”。
　　忽然，二七路和东西太康路口沸腾了。解放牌卡车车队徐徐驶来，头车上一个高个子知青使劲地挥动着红旗，抖出“啪啪”的响声。卡车上挂满了壮怀激烈的标语口号，像被包裹的彩车，车上的知青和地面上欢送的红小兵一样挥动着廉价的纸旗。卡车一辆辆地过去，越往后车上的知青就越无精打采，到后来“嗷嗷”声代替了口号声。有的红小兵开始将残缺不全的纸旗杆像投标枪似的投向知青。纸旗杆越来越密集，知青们愤怒了，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戴着军帽的知青半截身子探出车外，瞪大了眼冲着下面的红小兵狠狠地骂了句：“小屁孩！再扔跺你！”
　　我相信，如果不是车在走动，如果有谁流了血，一场知青和红小兵的群架在所难免。过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省里的一把手刘建勋主持了那次欢送大会，欢送大会的主会场就在二七塔下。
　　“文化大革命”中，至少有几十万郑州知青奔赴河南各地“上山下乡”。几年前，我去信阳罗山，当地一个中年农民对我说：“你们郑州知青打架很凶。”郑州知青凶吗？我一直认为那是因为河南农民善良，让着城里的娃。
　　还有一场游行和二七塔的名分有关。１９６７年２月７日，是京汉铁路大罢工４４周年纪念日。以郑大、河医大为主体的红卫兵那天在郑州体育场召开“二七公社”成立大会。此前的２月６日，“二七公社”成员曾冲击河南日报社，砸毁报社印刷设备；２月５日，他们曾冲击河南省军区。
　　参加“二七公社”成立大会的人比预期的少，但还是放了１０挂鞭炮，喊了一阵口号。然后，“二七公社”成员分别乘坐五六十辆卡车开始游行。他们游行的路线是郑州体育场、二七路、德化街、火车站、大石桥，然后返回郑州大学。据一个目击者说，游行队伍的头车是一辆破旧的吉普，一个穿绿军装、扎武装带的青年站在驾驶室外侧的脚踏上，右手抓着车门，左手紧紧握着毛主席语录，不断地向行人挥动着手臂。有人证实，那个青年就是“郑州二七公社”的一号服务员（即“一把手”）党言川，一个郑州大学６６级中文系学生。
　　有人记得，１９６７年２月７日那天，二七广场环形岛内的木塔上挂着两幅标语：二七广场不是红场；二七塔不是克里姆林宫。那标语是郑州七中“八一六”红卫兵写的，矛头是冲着苏联去的。那次“二七公社”大游行过后，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党言川当队长，带着一帮打砸抢。”
　　北京一位叫李媚的影像艺术家说：“我没来郑州前，对郑州的认识就是二七塔，也知道‘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是“二七大罢工”和“巴黎公社”的组合。据说，上海造反派最早也想叫什么公社，但被北京方面否定了。所以“二七公社”的成员当时对“二七公社”这种名字很是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