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摄影配图

　　在郑州二七广场新近落成的回廊内，一个高个子德国人走了一圈。然后他登上二七纪念塔顶部平台，无言地俯视了这座东方城市。随后他走过德化街，径直去了郑州火车站，时间是公元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０日。
　　这位德国男子是德国包豪斯大学欧洲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名叫哈森。他应郑州市旅游局局长范强邀请，来郑州参加“一座塔和一座城”学术研讨会。哈森没有随专家团参加３月１１日上午对二七塔的例行浏览，而是提早一天进行了实地勘察。３月１１日下午，在裕达国贸酒店１４楼水晶厅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所有与会的中国建筑、艺术专家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言，当轮到哈森发言时，他起身离座。握着无线话筒，面对幻灯机打出的郑州地图，哈森用英语表达了作为一个欧洲人对“一座塔和一座城”的理解。
　　哈森依稀地知道，二七塔和火车站有历史关联。这位德国人的坦诚，使他的观点充满挑战意味，他建议从火车站到二七塔，最好建一个视觉走廊，因为两者都是铁路文化的代言者，而铁路文化就是郑州的强势文化；哈森还温和地批评说，二七广场周围的建筑抢了塔的风头，湮没了塔的个性；哈森认为德化步行商业街和塔前快车道构成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是让快车道从地下穿过，减少广场交通负荷；哈森还看出二七塔把一座郑州城分为两个中心，一个是西区的市府，另一个是东区的省府……
　　那天，我在记录哈森发言的结尾，添了句批语：照此办理，得花多少银两？

误读成就二七塔
　　我接到“一座塔和一座城”学术研讨会邀请函的同时，也接到一份由范强撰文的《一座塔与一座城》。当天晚上，我细读该文，不觉感慨万千：范强这个老郑州人，竟把二七纪念塔与郑州城的历史、郑州人都糅在一起，捏成一个物件拿来示人。
　　范强搜集了大量与二七塔相关联的资料，并把它们分为七类：有价证券、艺术品、事件、广场活动、文化传播、双塔表情、二七广场改造。这些资料依类别有序地排放在一溜桌子上，把偌大的一个水晶厅占据了一半。一个长发披肩的艺术家边看边自语：“这种创意，该属于行为艺术的。”德国人哈森慢腾腾地挪动着脚步，同时一边听着翻译的嘀嘀咕咕，一边不时点头。后来，他告诉翻译，他喜欢印制有二七塔图案的１９７２年版的“河南省流动粮票”，那是票证时代的产物。
　　我的视线落在一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拍摄的二七塔照片上，当时的二七塔还是木塔，塔身上有大幅标语：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细心的老郑州人还记得，当时二七塔身另两侧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
　　１９７１年夏天，一场风雨过后，屹立了２０年的１５米高二七塔砰然倒地。这个多面体木塔完全是苏式，它是１９５１年郑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临时性建筑。老百姓以为那是政府建的二七纪念塔，便如此唤将起来，这纯属一种误读。郑州人意外地赋予了木塔以政治涵义，无意间把它和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那场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联系到了一起。１９５１年，那木塔塔身上的标语口号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１９６７年４月下旬，木塔被用白纸黑字刷上“文化大革命”语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青松不老，二七不倒。这里的“二七”，是指“二七公社”，是“文化大革命”中由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学生组成的造反派组织。那标语显然是“二七公社”书写的。究竟有多少次，那用木条交叉制作成网状结构的塔扮演了政治符号的载体，没人能说清楚了。
　　一座被误读的木塔，在倒塌之前，便渗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郑州人从骨子里认同它。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长城很纳闷地说：武汉的黄鹤楼，它的历史、文化含金量丝毫不逊色于谁，可它一直不能成为武汉的代言者，而二七塔为什么可以把郑州城抖搂个底朝天？
　　理解北京可以想到胡同和四合院，但它的底细是天安门，它承载着威严的皇权意识；认识上海可以想到它的里弄和石库门，但它的底细是新天地，那是一种香水和奶昔、咖啡混合过的气味；仿佛是文学评论家何向阳说过，二七塔是一个文化沉淀，一个结晶体，一个宏大叙事的载体，它泄漏了郑州的底细。不过，这位郑州才女一时不能确切地给郑州城乃至郑州人下个定义，她只是娓娓道来：郑州的灵魂是含糊的，它需要长时间的练就。
　　或许吧，说不透的郑州人，有一种说不透的性格。

二七塔记录郑州故事
　　在“一座塔和一座城”学术研讨会上，我凑巧坐在撰写《老郑州》一书的赵富海先生身边。几天后，我和赵富海相约，喷了一天的“老郑州”。
　　我告诉他自己亲历的一件事：大约３年前，一个半大的郑州男孩在三联书店一排书架前驻步，他扫了一眼面前的书，然后，突然伸出右手，从右至左迅速拨拉了一下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老城市”系列丛书，然后说：“老这老那，就是没有老郑州！”说罢，拽着同样半大的男孩扬长离去。
　　就在那半大孩子发牢骚之时，在郑州的某个角落，赵富海已在琢磨写《老郑州》了。范强把赵富海安置在旅游局四楼一间单独的房间里，让他潜心写作《老郑州》。
　　赵富海人都六十了，说起话来仍很风趣，那天散会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一个山东人要帮两个湖北人弄点事。”他看我一时不明白，就又补充：“两个湖北人是范强和你哥呀！我和你哥是老弟儿们啦！”范强是旅游局长，我哥主政文化局，他们当然都跟赵富海的《老郑州》有关系。我注意到，赵富海用了“老弟儿们”这个词，我猜他是老郑州。
　　赵富海无意撩拨起一个尘封已久的记忆，郑州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我的祖籍地是湖北，范强和我同乡，而赵富海是铁路子弟，他的父亲是个闯关东的老山东，一路坐闷罐车过来的。２０年前，铁路子弟习惯上称其他区域的人为“社会上的”，我所居住的行政区的人则称他们是“铁路上的”，西区国棉厂的被称为“西郊人”，而二七塔附近数公里范围内住的人，统称为“市里的”。许久以前，在行政区人和西郊人意识里，“市里的”才是老郑州。
　　那时的孩子们甚至可以把“籍贯观念”细分到一条街道、一个院落。我上小学时，学校与河南省新华第一印刷厂隔一道街。这个厂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连人带设备从上海搬迁而来的，他们的子弟多半和我同在一个学校。和他们发生摩擦时，我便“恶狠狠”地骂上一句：上海小蛮子！他们有时也回敬我一句：九头鸟！其实，我们的父辈都是外省人，我们都是２０世纪郑州城第二代移民的后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华一厂北墙外是胜岗村，是一望无尽的大庄稼地。１０年２０年过后，胜岗村连同那片肥沃的庄稼地都成了城，一代代移民把５０年前１０万人口的城、３０年前２７万人口的城，变成了今天２００万人口的郑州城。
　　郑州城的历史，是可以掰成两截来说的———前半截在３６００年前的商代早期，作为商的都城，这里残留下来土做的城墙和面积巨大的宫殿遗址；后半截是从１９０６年４月火车铁轨铺设到这个城市后算起的，这个北到京城南至汉口的铁路实在了不得，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里程碑，是垂死、老朽的封建帝国留给后世最丰厚的大宗遗产。铁路从郑州老城区西关外庄稼地里掠过，于是外乡人开始持续不断地拥入这个城市，于是有了火车站、大同路、德化街，连老坟岗那片墓地也成了杂耍、小商小贩的自由市场。铁路造就了郑州城，是铁路把郑州城间断了３５００年的牛气，重新黏合到一起。
　　二七塔原来的故事，是安徽巢县人汪胜友和河南汤阴人司文德两位先烈洒热血、抛头颅的事迹，他们是第一代郑州城的移民。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对那场工人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二七纪念堂、二七广场和二七纪念塔成了诉说那一段历史的符号。二七塔的被认同，不单因为它固有的故事，还因为后来又有许多故事，都跟它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它把所有的新旧故事一并储存了起来，成了这座城市的核心记忆。郑州人先是认同这些故事，继而认同这座塔，还用时间塑造了它。二七塔的不一般，在于它承载着这个城市的记忆，其实塔的本身没什么了不起。
　　３月１１日上午，我尾随专家团一层一层地登上二七塔。一个白皙的中年女人给每位来访者分发了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她递给我时，轻声说：“这是建塔时做的，３３年啦！”我发现，当即便有人把这个纪念章戴在了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