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摄影配图

一个村 出了百名地主
　　林则徐虎门销烟，没能阻挡天朝大国的衰落；康建璧那一刀，也没能挽回康家的兴旺。今天，康百万庄园内陈列着康家子弟用来吸食鸦片的各种烟具，它们有玉的、金的、银的、木的。讲解员手指向玻璃柜内的烟具说：“这就是康家子弟过去抽大烟时用过的烟具，当时康家有１８根烟枪之说。”１８根烟枪意指康家当时有１８个人在吸食大烟。这些烟具中有无康建瑛使用过的旧物？我不知道，也懒得问。
　　１７世康家人的命运，无疑是清末社会的一个缩影。倘若今天我们去查询有关晋商、徽商最后结局的文字，会发现满纸都是颓废和无奈。眼看着祖宗累世传下的家业私产经不住一场战争的折腾，眼瞅着市场萧条无法经商，商人怎么能不灰心丧气，怎么能不颓废？面对无可奈何的乱世，有的商人从鸦片中觅得一丝欢愉，有的商人到青楼去求得一时缠绵，有的商人沉迷于花鸟虫鱼……商人好歹是有钱的，好歹是能奢侈一阵子的。晋商、徽商最后的自甘堕落，也算是对乱世的消极反抗吧———你不是不让我往好里去吗，那咱就一块儿造吧！作为豫商典型代表的康家后代，能躲过大时代的劫数吗？
　　康家在巩县生活了６００余年，拥有４００年的富裕期。谁能尽述康家的沧桑变迁？谁又能说清康家和每个时代的关联？至少我不能。
　　出于对康家神秘历史的兴趣，我和一个叫康靖的国文教师在邙岭上下来往穿梭。我们去看了栈房区的残垣断壁，去看过庄园外康道兴夫人的王氏石牌坊，去看过庄园南２００米处的“康霖三神道碑楼”，还去过康家为防捻军和同乡一起修筑的金谷寨，去看过康家早期所建的明式绣楼……
　　那绣楼的式样，我曾在洛宁古村落里见过。这种绣楼总是被安置在院落的后部，总是显得比其他房子高大挺拔，而窗子总是开得尽可能狭小。绣楼的建筑语言是民族心理和男权意识的折射。我从院门的间隙里窥视康家的明式绣楼，它已经没有隐秘只有神秘。
　　当我离别那座明式绣楼，但思绪还在为它翻飞时，康靖的话语和手势已经落到远处一个土岭：“康大勇买下了杜甫２７代孙杜保才、杜生才的宅基地。杜甫的后代是来为杜甫守墓的，生活相当穷困，他们只得把宅子卖给康家。”听到这些，无名的酸楚从我的心底升起：杜甫一生孤苦，他的后人居然还是穷困潦倒。巩义“一文一商”两个最具盛名的历史人物，在买卖中做了一次谋面。康大勇读过书，是一位大气的商人，他对杜甫应该是有仰慕之心的。我猜测，康大勇在交易中也许会多给杜家人一些银子吧。杜甫的墓冢离康百万庄园很近。从庄园出发，越过一个岭，走过一条沟便是杜甫的墓冢了。
　　只有亲临历史遗存的现场，你才会获得意外的勾连和遐思。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竟然在内心里替一个唐代诗人的后裔做了一次“说客”。这让我发现，与一般百姓一样，自己也有苛求大户的心理。牺牲大户难道就是天经地义吗？我们也许该学会善待商人，公平地对待富人。
　　在金谷寨南水沟的一户人家，我久久不肯离去。住在这里的张荣桃今年已是９０岁高龄，她是康家１８世康昆峰的夫人，康百万庄园东院的旧主。张荣桃的丈夫康昆峰，人称老峰，半个世纪前就作为恶霸地主被拉出去镇压了。人都故去５０多年了，村里再说起老峰，评价相当简单：他人倔。
　　康百万庄园文管所的王振和所长介绍说，在土改那年，张荣桃全家被勒令搬出了庄园。
　　当院坐着的还有张荣桃的儿子康嵩森和孙女孙子。有人介绍说：“老峰死时，他（指今年５７岁的嵩森）还是个毛孩子。”地主家的孩子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挨整的对象，康嵩森说：“那也是大形势，村里敢有几个太‘左’的人，就够呛。”土改时，康百万家族一共有２１户，１９户是地主，还有一户是破产地主，一户是贫农。一个康店村出了１０４个地主，这个数字是巩县第一，也是河南第一，恐怕也是中国第一。

一张床 烧了三天三夜
　　地主多，翻身做主人的贫苦农民韩三肩上的担子就重。批斗地主，处置地主的地产、房产、家具，样样事都得让他来张罗。
　　村里人说，当年韩三突然威风了许多。每逢开大会，在韩三发言前，一个农会干部便会扯着大嗓门，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一片群众喊：“下面，请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巩县焦弯区人民领袖韩三讲话！”
　　这个故事成了今天康店人的段子，时不时被人拿出来逗逗乐。在韩三家，我提起这事，耄耋之年的韩三听后哈哈大笑，说：“是真事。”
　　韩三没文化，解放前推过煤，摆过渡，种过康百万家的地。既然当了巩县焦弯区“人民领袖”，他就得懂政策。当时的大方向是把地主家的东西分给贫下中农，这他知道，可遇到具体事情具体问题，他还是吃不准，摸不透。好在韩三人勤快，舍得多跑几趟，多向上级领导请示。
　　当时一群村民到康百万庄园去抬家具，一个农民报告韩三：东院一个顶子床太大，挪不出去，咋整？“想法嘛！”韩三有点烦，嫌那人笨，可他也拿不定主意，就去县里找县长曹干军，曹县长说：“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韩三领会了县长的话，回去摆摆手对大家说：“砸啦，砸后烧掉！”现在康百万庄园的管理人员介绍说，那次烧掉的是用３０００工时做成的顶子床，另外一张花１７００工时做的顶子床因个头小，被搬出去了。这张小床侥幸保存了下来，今天成了康百万庄园的镇园之宝。康百万庄园门外一个卖矿泉水的小摊主说：“那张大床烧了三天三夜，太可惜啦，放在今天少说值几百万。”
　　当年砸那张大床时，一个穿军装的女子在一旁问了句：“你们这样砸，有政策吗？”当时的韩三不知道，这个女子是康百万庄园三院康家的女儿，解放初期曾任海关总署署长、外贸部副部长的康洪波。康洪波早年到延安投奔了革命，那年她赶巧回家探亲，康家的家产就在她的眼皮底下被抄走了。我问韩三：“都说康家的家具光分给村民的，都能排１５公里路，是不是？”老人毫不含糊地说：“那可是！”
　　没收康家房产前，韩三专程去了趟当时的省会开封，向省长吴芝圃汇报。省长问：“把地主扫地出门，房子做什么？”韩三说：“农会准备用来做纺织生产基地。”省长说：“要给人家住的吃的，要有水喝。”韩三说：“让他们住金谷寨。”
　　康鸿猷的孙女康素婵说：“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农会说了一声‘都得走’，我们家人带了些随身衣服和做饭的炊具，就走了。”
　　在韩三家的窑洞前，我鼓足了勇气问他一个还算敏感的问题：“您老说实话，旧社会康家人到底坏不坏？”老人没直接回答，只是讲了他的亲身经历：“一次在洛河摆渡，我不小心让建瑛的儿子康子昭落了水。他回去换湿衣服，我跟过去赔不是，康家人扇了我一下头皮。有一年闹荒，没吃的，我去康家讨糠吃，结果人家不仅给了我一袋糠，还送了一袋粮。”
　　６００年间，由平民到大富之家，再由大富之家到平民，康家似乎绕了一大圈。
　　康家的后裔也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早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前就已注定了。走出康店的人，尤其是早年去延安的康午生（革命后易名王国权）、康洪波等，走上了完全不同于祖辈的另一条路。在留下的康家人被划为地主时，康午生官任热河省省委书记，康洪波当年则是副部级高干。
　　康百万庄园里有棵２６０年的老葡萄，藤蔓跨越三个院落，每年还会结出一串串青青的葡萄。一位京城游客看了这棵葡萄说：“这康家人还会再发（财）。”后来，不知谁把康家后人像滤筛子似的过了几遍，终于将“思念食品”的老板李伟给找了出来。康百万庄园的一个讲解员告诉我说，李伟是康家的女婿。这个讲解员的意思是说，那位北京游客的话，就应在李伟身上。我没去找李伟核实他是不是康家女婿，因为一个京城“半仙儿”的话，当个玩笑听可以，实在不值得当真，一当真那就助长了迷信。
　　不过，不管是不是康家的女婿，作为新豫商代表的李伟，其经商套路与老豫商康百万家族还真有点神似呢———李伟是把河南黄土地上盛产的麦子做成速冻饺子，然后卖到全国各地；康家是买地种棉花，然后纺成布，再运到各地卖。新豫商和老豫商，虽然生活的时代大相径庭，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干的都是“土里刨金”的营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