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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镇年画的劫后重生 探访朱仙镇年画系列之一

 ● 李红军/文    村长/图

 

    西汉以前,每至春节古人便折剪了桃枝插于门脸。最早的用意纯粹是驱鬼辟邪,后来又觉这不失为一种小有情调的美饰物件,就越发把它当回事了,岁岁过农历年,民间不忘插了翠绿的桃枝,日久成民俗,这便是中国年画门神的“前身”。

  如今中国南方乡村过年时,依旧忘不了贴门神外,用红纸折个倒三角形,与几许绿枝,一并贴了门两侧。这远古的遗俗,现在还在一些地方沿袭着,实在出乎意料。北宋初年,中原人开始琢磨着在木板子上刻画儿,开始大量地“复制”年画,这贴在门脸儿上的纸画儿,便染上了一身商品属性,百业中,添了一门营生。

朱仙镇年画社

  木版年画的发源地是宋都开封。靖康二年,金人夺了北宋的江山,迫使年画作坊艺人去了距开封20余公里的朱仙镇。明清期间,朱仙镇民间艺人又把年画的商业化推到极致,镇上从事年画的字号多达300余家,年画不仅是大宗出货,还最终影响到后来的天津杨柳青、山东的潍坊、江苏的桃花坞年画等等。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有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画中人物造型,大头小身子,模样可爱至极;用色大胆,红、黄、绿、紫,单看,俗气得一塌糊涂,搭配在一起,却艳得恰到好处。

  祖宗留下民俗遗风,好多都丢了,年画却延续着,只是古时普遍使用的木版年画,不流行了,改为机器印刷,量更大了,倒是依然沿用“古法”出品的年画,额外添了份亲切。
  一个老人见证了朱仙镇年画起死回生的过程,他便是姚敬堂。
  朱仙镇木版年画,从明朝到现在,虽说消长兴衰不是直线走过来的,其间断档只有一次,时间在20世纪中叶。这蛮喜欢人的民间艺术,那个时期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所有的作坊、东家、艺人一夜间都收了家伙,散了摊。
  如果不是17年前,当镇里张罗着拯救濒临灭绝的年画时,镇上还活着11位老艺人,民间还偷偷藏匿着几块刻版的话,这朱仙镇年画能否走到今天的样子,还真难说。
  1986年3月25日,是姚敬堂老人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挂牌,也是他作为社长,开始重拾先人文化遗产的起点。

朱仙镇年画研究会姚敬堂老人

收版子
  “当年,我算了算,镇上60岁以上的老艺人还有11个,请到年画社的4个,一个刻版的,三位印刷的。就这么先干了起来。”姚老气闲语缓地追述着。
  姚敬堂把艺人拢过来之后,想的第二件事情便是淘老版子,因他本人解放前就跟着哥哥在镇上卖年画,大致了解底细:解放前夕,镇上还有门神作坊23家,各家的版子少说也有一二百块。一解放就不让印年画了,东家们眼见大势已去,连版子也无心存留,任伙计们谁想要就拿去,一了百了。如此老版子大多散落民间。
  1955年,开封供销社突然愣过神似的,半晌不夜地弄过一次年画,地点就在开封东大街,没多久又不做了,版子也就留下,朱仙镇的艺人又怏怏回家了。打此,很多镇上的艺人再也没有摸过这活计,连提这场事的勇气都没了。那年月谁藏版子,是要游街的。
  “都到了1986年了,我跟老艺人说起谁家的版子,他们还吓得直哆嗦。没法子,我只能‘连哄带骗’,先把版子抓到手再说。”关于淘版子,姚老讲述了他的“谋略”。
  “我多方打听,从老艺人那里知道谁家有,想法也得踅摸过来。年画社第一块版子是从张义家买到的,张义即张廷旭的父亲。他起初不想献也死活不卖。我只得另想一招。我给老张说,版子还是你的,拿到社里展览中不中,一天给你三毛钱。就这样把版子拿来了。后来,他又找到我说,版子我横竖从这拿不走了,你给点钱吧!记得给了他150元。” 随后艺人张治安“告密”,说龙王庙村的张治来有好几个版子。张治来怕收拾他,愣是不敢承认有。“啥年头了,别怕,出了错我老姚担着还不成。”话到这份儿上,张治来心一横,“给你扒出来,就扒出来”。事隔多年回忆这件事,姚敬堂也没有料到那些版子竟埋在他家的豆地里几十年。给张治来的钱不多,就70元,他不来领,最后还是张治安送去的。
  当年,姚敬堂一共找到了53块,有重复的,不重样的有23块。旧版子中明代的有2块,清代的有23块,多数都不管用了,现在都保存在开封县文化局。当年,年画社的作坊就设在赵庄。

说过去
  去年,姚敬堂领了电视台的记者去找张治安,到了他家,才知道人已过世两年了。张治安是跟罗同周学的,后来张治安又手把手地教了张廷旭。现在,说起来,一镇之中,能刻板的艺人屈指可数。说起后继无人的事,姚老也是一脸的无奈。也只能说说过去的朱仙镇的盛况,聊以自慰。
  那是怎样的盛况呢?在姚敬堂家堂屋沙发上坐定,他开始了讲述:“我小时候,西大街年画店的号幡还满街飘扬哩。”老人说着进了里屋,出来时拿了一份“解放前夕朱仙镇年画作坊”清单,上面扼要地记录着商号、东家、东家原籍以及用工人数等。老人说,咱别的不说,光看那时候商号的用人数,随便挑出一个字号,都是几十号人马。
  当年的年画营生好,还体现在庙会上。
  农历九月初九,镇上依例举行“门神会”。每到这个时候剧团就来了,一唱就是三天不歇,戏班子的酬金,由一镇年画作坊会首张罗着收齐。这门神庙会,热热闹闹唱戏玩耍,只是陪衬,其根本是“打码子”,也即批发年画。颇有些今天的“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味道。因此,九月初九那天,外县外省进货的都来了。三天会时,年画价格压得最低,明清时这会最火,后来就不行了。
  庙会没了,如今轮到朱仙镇的年画成了外地庙会的表演节目。今年的郑州庙会,朱仙镇年画研究会的陈华和张廷旭的大儿子去了,主办方管吃管住,两个小伙子现场印画,现场售卖,陈华颇得意地说:“没有想到郑州人真喜欢这东西,不几天卖出两千多张哩。”
  张家的年画,听张家的女儿冬丽说:“画不愁卖,门市部老是断货。”据了解,镇上其他字号不一定都卖得很好。
  一位民俗专家说:“民间艺术也不敢太商业化,一泛滥,就不那么值钱了。”此话也是,好比洛阳的唐三彩,到了满大街的地摊都是的时候,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不久前,去景德镇看瓷器,也滥到贱卖的份了。
  朱仙镇木版年画,依了我的理解,它的字号比不过历史鼎盛期300多家,也没有必要攀比,那时年画没有替代品,大量的复制,太商品化了,反倒不是啥稀罕物件,现在情形变了,正因为少了,才显得弥足珍贵。即使木版年画的诞生地朱仙镇,镇里乡下,大大小小的门上贴着的年画,也一律是胶印的年画,时代变了,木版年画商品属性也变了,它更像一件养性的赏品,也有人称为博物馆艺术。
  已经是73岁的姚敬堂不像天津作家冯骥才满中国疾呼奔走要拯救民间艺术,这位老人的视野也许不算开阔,倒是一味把家门口的木版年画依着市场“阴晴圆缺”纯粹商品化。这没什么不好。
  当冯骥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扯着大嗓门宣读他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的庄严声明”时,姚敬堂设在赵庄的年画作坊在忙着赶活。
  姚敬堂1993年从年画社退休,便和张廷旭一家办了朱仙镇年画研究会。他只能找张廷旭,老艺人都相继去了。记者每次去朱仙镇采访年画的事,必得先去镇上岳飞庙、关帝庙、年画社门市部扫一眼那里的新货,或直奔赵庄。

2003-04-08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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