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灭汴河 “水门”成“死门”
　　从开封市内出发，过了繁塔、禹王台，车流渐稀，房屋渐低，随后无边的旷野和染上嫩绿的垂柳出现在车窗外。临近清明节，记者专程前往开封东南郊外的火葬场，并不是去追悼什么人，而是去追悼“安葬”在火葬场下的一段“东京梦华”。
　　出租车司机透着开封人特有的爽快和幽默，起劲地跟我们唠嗑：十年前，没有人愿意到火葬场上班，让谁来谁不来，嫌丢人；现在可好，想进火葬场难着呐，没有主要领导的条子，想来连门儿都没有。为什么？这单位效益好，不愁没“生意”，不会下岗啊！司机师傅说得很沧桑，但他不知道，这个火葬场本来就是个很“沧桑”的地方。
　　火葬场内，臂裹黑纱的人流无声地来去。大门右手的追悼大厅里白花黑幛，哀乐低回，气氛肃穆，逝者的亲属哽咽泪流，让我们这些局外人的心也揪成一团。
　　历史的踪迹一点都没有了。我们无法相信，眼前这个沉痛悲凉的所在，就是八九百年前那个舟楫穿梭、生气勃勃的地方。打开考古人员提供的勘探图仔细观看，汴京的生命线汴河与其东城墙相交的地方——东水门，的确“安息”在火葬场之下，那个追悼大厅则正好“堵住”水门口。
　　从图上看，东水门及瓮城形制巨大，气势恢弘，据说有两个足球场大。800多年前，如今的火葬场下人流、物流川流不息，那时的汴河是开封的生命线，东水门则是汴梁的“生门”。
　　史书记载，汴河舟楫相连、千里不绝，是中国交通和经济的大动脉，比现在任何一条铁路或高速公路都重要，如宋代著名经济学家张方平所说，“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这条充满生机的河流，让开封从唐朝中期之后地位凸显，成为“天下之枢”，并最终取代长安和洛阳，成为中国的首都。并在上一个新千年开始后的100多年，帮助开封成为全世界最大、最繁华、最富有活力的城市。以至于到今天历史学家们还说，上个千年的世界史，要从开封写起。
　　东水门内外的汴河两岸，因为临近黄金水道，形成了繁华的河市。东京商业区向有“南河北市”之说，在城的南半部，以汴河沿岸最繁荣。
　　随北宋灭亡，汴京迅速荒废。金元之间，原本从郑州北去的黄河改道东来，逼近开封，从此开封城深受其害。仅1285年到1304年这19年间，黄河就9次决溢水淹开封。1290年的一次大决口危害最大，大水过后，汴河及河堤全部被淤为平地。曾经舟楫不绝的汴河，就这样被黄河“灭掉”，随同汴京城几乎所有建筑淤埋在地下8米深处，168年的汴京繁华至此几乎让人疑为南柯一梦。
　　幸亏在“靖康之耻”前，张择端画出《清明上河图》，将生机勃勃、热闹繁华的东京汴梁“珍藏”了起来。
　　张择端的5米多长卷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画有各类人物810多个、牲畜94头、树木170多棵，以及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30多栋（这是开封汴绣厂刺绣时统计的数字，由于画面复杂，人物众多，各家所统计的数字出入较大）。长卷依次展现汴京郊外的田园风光、汴河这条北宋帝国生命线上繁忙的交通运输、街头市肆的买卖盛况、沿街房屋的建筑特征等。雄伟的虹桥、巍峨的城楼，构成画面的中心，汴河、舟楫、屋宇、店铺、地摊、酒旗、车马、行人历历在目，汴河两岸的繁华跃然纸上。
　　后世研究宋史，特别是东京城市史，离不开“一经一卷”，“经”指《东京梦华录》，“卷”就是《清明上河图》。没有这两部作品，东京曾经达到的高度文明就无法为后人详知。作为绘画，《清明上河图》历来被认为“神品第一”，而作为历史文件，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话说，《清明上河图》也是“举世无双”。
　　1992年，开封人突发奇想，要把《清明上河图》“珍藏”的“东京梦华”重现在地面上。曾有人提议选择建在东水门一带的汴河故道之上，但大概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开封人将大宋的市井风俗“搬到”了龙亭湖西——曾经的皇宫大内。虽说有点儿错了位，这个被称为“清明上河园”的复制品仍然受到众多旅游者的热烈追捧，如今已经成为开封旅游业的龙头老大。
　　在这清明节临近的日子，记者寻觅汴河故道不得，徜徉于清明上河园，“大宋东京”也给了我们一些切实的感受。

“复制品”清园 轻松成老大
　　“客官，这是你的钱。”清明上河园的钱庄里，按照设定的“汇率”，我们拿人民币换了两串北宋的铜钱。
　　“客官”这个词，在《水浒》上看得多了，但被人称为客官，感觉还是很新鲜。“官”在中国一直地位很高，宋代的生意人把客人称为“客官”、“看官”，大概有几分把顾客当上帝的意思。
　　“钱是英雄胆”，揣着沉甸甸的铜钱，“客官”我胆豪气壮，在清明上河园逛将起来。园内的人工河上虹桥高架，两岸垂柳遮着商铺。虽说我们去的那天来了寒流，天空阴霾，冷风飕飕，园里却还是“看官”如织。随着人流，我们在仿古的河市走了一遭，感觉那些商铺的房子不是很“宋朝”，但经营的东西很有些宋朝的味道。一个兵器铺的伙计正举着腰刀砍铁丝，只见刀起刀落，不一会儿工夫，满地都是一指长短的小铁棍了，围观的人一阵叫好：这比杨志砍铜钱卖刀专业多了！
　　我的同事于茂世上前接过腰刀，试着想比划几下，看他提起刀还没问题，可抡了一下手臂明显把持不住，腰刀几乎脱手而飞。看着茂世兄有点儿灰溜溜地放下刀，我边安慰他边感慨道：彻底服了冷兵器时代的杨志们吧？那厮们膂力不知有多大，咋跟玩灯草似的把这刀舞得水泼不进！别说杨志那样的好汉，只怕动起刀来，宋朝一个小捕快、小喽罗也能轻轻松松把咱们打发了。
　　出了兵器铺，老茂的情绪颇有些低落，不过他的心情很快有所好转，因为发现露怯的不光是我们这些爷儿们。一个铺子里摆着架织布机，这可是古代女人的必修课，我们让导游配合一下照个相，可不管着古装的老婆婆如何调教，漂亮的女导游也玩不转织机，拿梭子的样子跟茂世兄拿腰刀的样子差相仿佛。
　　走过园中的虹桥和城门，你会和一些熟悉的人不期而遇：卖炊饼的武大郎，打抱不平的豹子头，当街接状纸的包青天……明知道那些着古装的人是在演戏，可一不小心，你也会恍然有置身东京汴梁的错觉。让人想不到的是，与已经远逝的生活亲密接触，能让我们感觉如此新鲜和有趣。
　　传说这个园子是《清明上河图》的写实性再现，力图让人有走入画卷、梦回千年的感觉，从某些方面说，这里确实给人提供了发思古之幽情的依托和氛围。而据说这正是建造清明上河园的初衷。
　　建造清明上河园的灵感来自国家旅游局前局长韩克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克华对旅游业的发展富有远见卓识，作为河南人，他对家乡的旅游业十分关注。1992年，国家旅游局投资1000万元的开封御街建成，韩克华前来开封检查验收。在开封转了一圈，他觉得很遗憾，宋代的开封城在中国人心目中极为重要，人们心向往之；但来到开封，想发思古幽情却找不到依托。开封地面上的宋代遗址太少了，应该复建一些最经典、最能代表东京梦华的建筑。韩克华说，那幅不朽的画卷——《清明上河图》，要是能再现出来就好了。
　　国家旅游局与开封市进行研讨后，当年就开始筹建清明上河园，国家拨款800万元。第二年钱花完的时候，国家财政制度改革，不再无偿拨款。开封市筹款无门，工程只得停建，这一停就是4年，直到1998年3月才筹足资金续建，当年10月建成开放。据清明上河园总经理周旭东介绍，景区建成后，第一年持平，第二年就开始赢利，去年赢利800多万元，在全省景区中进入前5名，仅次于龙门、少林寺等著名的老景区。在开封，更是迅速超越老景区，成为旅游业的龙头老大。
　　周旭东说，被开封人简称为清园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属于人造景观中的仿古村，往大了说叫主题公园。河南省也曾有不少人造景观，但目前主业是旅游的，独此一家。别说河南，中西部的人造景观基本上都是艰难经营，成功的都在发达地区。其实对照国际通行的主题公园选址的一般标准，清园没有一条符合的，全违背了。从理论上说，主题公园第一要选在发达地区，第二要选在超大城市，第三要选在气候温和、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的地方。这样才会有重复旅游的充分客源，才不受淡旺季的影响。
　　屡犯“兵家大忌”为何还能成功？周旭东说，清园总体投资不大，门票不很高，更重要的原因是主题选择得好。《清明上河图》太有名了，依托这幅画就有号召力，而且开封是宋都，《清明上河图》在这儿接上了地气，用老话说，就是文脉对接了。
　　复制《清明上河图》，给人们提供了想象大宋繁华的“历史氛围”，就这样轻轻松松托起了一个现代旅游企业。
　　当然，从内涵和韵致上讲，清园根本无法与《清明上河图》相比，它不过是成千上万个“复制品”中最大的一个。虽说经营者号称这个园子是《清明上河图》的写实性再现，可那千古名卷上的东西不是说再现就能再现的。应该说，这个园子只是一个躯壳，它的灵魂，收藏在《清明上河图》令人心醉的古色古香的淡褐色泽中。

圣旨管不了占道经营

破墙开店 开千年先河
　　《清明上河图》的画面在进城后的第一个十字街头戛然而止，“东京梦华”还未展现十分之一，但我们已经能感受到东京汴梁当年的繁盛：各式各样的建筑星罗棋布，酒楼饭店布满街道两旁，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鳞次栉比，手工业作坊和旅馆客栈毗邻成片……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学者常说，这样的东京足以让他们感到震撼，因为以前中国的城市，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市容市貌。
　　与隋唐等前代都城相比，北宋的东京汴梁的确大为不同，那时候的开封，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门面房。
　　以前的都城实行坊、市分离制度，坊就是居住区，市则是商业区，在坊里是不准许做生意的，买东西都要到市里去。用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的话说，现代人若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会特别别扭，让孩子去打瓶酱油都不放心。
　　唐都长安有108坊，东、西两市，东、西两市各有两个坊大小，全城的商业区非常狭小。每个坊、市各有围墙和大门，专门有人把守，到了晚上一阵鼓响过后，就要关门禁止居民出入。翻墙出入是违法行为，要受杖刑。这样就形成了大城里面套小城的格局，是一种为军事而生的封建堡垒式的封闭型城市。
　　东京汴梁是个无险可守的平原城市，在传统观念里并不是建都的好地方。由漕运中心演变为经济中心，再演变为政治中心，东京汴梁的“天性”与长安不同。后周世宗扩建都城、拓宽街道时，临街的坊墙已被拆掉，允许百姓临街修盖凉棚、楼阁，实际上就是准许面街而居、临街开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周世宗还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正式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到宋朝，巨大的商业力量按捺不住地冲破所有的坊墙，使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迅即崩溃，商业交易区迅速蔓延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开封成为一个敞开型的封建商业城市。宋仁宗景祐年间，朝廷正式下令：只要缴税，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与长安相比，开封城的市容市貌迥然不同。没有了高高的坊墙，道路两旁店铺林立，高大豪华的彩楼欢门比比皆是，最牛的是金铺、银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上万，骇人闻见”。马行街、牛行街、汴河两岸都是繁华的商业街。州桥以东到宋门，主要是鱼市、肉市、金银铺、温州漆器铺的天下。州桥以西，则主要是珠子铺、妓馆等。而州桥以南的御街两旁，酒楼、饭店、香药铺、果子铺以及纺织、印刷手工业作坊相互交错，直到外城城门——南熏门；皇帝威望所系的御街，出现大量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十分低贱的商业店铺，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变化，商业的价值被社会广泛认可。而宋朝朝廷也出台了新政策，准许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欲得富，卖酒醋。”开封人，包括很多读书人、官员都被这次开店设铺的“商业浪潮”席卷，那架势，大概跟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几分相像。到宋神宗元丰年间，东京汴梁的工商业者有1.5万多家。而“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以上，比比皆是”。
　　商业的繁荣，使新的行业不断出现，从隋唐的170多行发展到400多行。新行业中引人注目的有“牙粉行”，出售中草药配制的揩齿粉，宋代的开封人每天是用揩齿粉清洁口腔的。还有“香水行”，就是澡堂，这个行业也被外国人看成古代中国人讲究卫生的标志，那时候的欧洲人可是不怎么洗澡的。
　　河南大学教授周宝珠先生倾注半生精力研究《清明上河图》。记者在开封采访期间，因周先生有病在身，很遗憾没能采访到他。但在周先生的《<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论断：中国近代型城市的市容市貌，从宋代开始形成，东京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的敞开型城市，这也证实商品经济在宋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皇帝为何 管不了小贩？
　　如今开封的夜市全国有名，西司广场、鼓楼广场一到入夜时分就灯火通明，不少郑州人专门开着车来这儿吃小吃。记者去吃夜市时，有开封朋友开玩笑说，夜市都是让你们郑州人吃贵了。
　　其实夜市本来就是宋朝开封人的发明。当初夜市的出现可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北宋以前和宋初都实行夜禁，鼓一敲大家都要睡觉，大街上不允许再有行人。但城市居民与农民不同，他们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有了合适的生长土壤，夜市的出现不可遏止。顺应民意，赵匡胤于公元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从此东京不再有唐朝长安那样寂静的夜晚，而代之以繁荣的夜市。御街州桥、朱雀门、龙津桥的市场，“至夜尤盛”，马行街夜市更厉害，一般三更结束，五更又开张。据记载，不论风雪阴雨，这些夜市都照常营业。
　　不但夜市盛行于东京，现在仍具有生命力的庙会经济也兴起于宋朝。寺院自古是清净之地，但东京汴梁著名的大相国寺却是个例外。相国寺处于御街和汴河相交处的黄金地带，寺院中间院子两侧的房子可容万人，在人口密集的东京，这样的地方太难得了，商人们把这里当作巨大的全国性交易市场，每月初一、十五和逢八，开放五次，“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简直就是在举办商品博览会。开封城其他寺院的庙会活动，祀神之后，顿成集市。
　　走出了坊市的围墙，东京的商业力量不再习惯于缩手缩脚，而是蓬蓬勃勃地将手脚舒展开来。但这一来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比如占道经营。宋朝前期的真宗时，东京街道两旁的“侵街”现象就日益严重，商贩摊点到处拥挤不堪，河桥之上也被摊贩占据，有的甚至盖起了店铺，严重影响了公共交通。
　　为了解决“侵街”问题，北宋朝廷不但下了圣旨，还付诸法律，并制定了一套管理措施。宋律规定，有侵街行为的，要打七十大板，官府在街道两旁立“表木”作标志，侵占街道者，严加拆除。但从《清明上河图》看，到北宋晚期，占道经营的现象仍很普遍。皇上的圣旨和官府的大棒，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是什么原因？史书并没有明载，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因为小商小贩人数众多，打起“游击战”来，官府难以应付；而官府没有诸如创建卫生城之类的压力，也不存在诸如执法局之类的专门机构，所以此项工作执行不力。这算是记者的臆测了，但还有一个原因却是实在的。
　　东京汴梁是中国历史上最平民化的国都，宋朝皇帝大多比较宽容仁厚，很能体谅百姓。皇室的园囿金明池，在节日的时候，百姓可以随意进出。北宋9个皇帝，宋太宗名声不是很好，但他也可以说是一位仁厚的皇帝。他曾想扩建皇宫，“指挥部”都成立了，但周围居民都不愿意搬迁，太宗叹口气，放弃了让自己舒服、令大家难受的拆迁。有人向太宗报告说，运皇粮的纲船发现船工水手夹带私货，到汴京贩卖。太宗说，只要不过分，这样的事不要管。此话一出，后来就成了北宋的不成文法，给船工水手留下一条生活出路，使他们安心纲运。神宗时，有官员开始严查纲船夹带问题，结果船工无利，生活困难，不仅不愿意干，还盗食官米。朝廷不得已，又恢复了旧法。
　　东京最繁盛时约有150万人口，是今天开封市区人口的三倍。其中为数不少的城市贫民是以摆地摊谋生的。对占道经营管而不禁绝，大约是要给这些人留一条生路，这是北宋朝廷宽仁的表现。

消防队与出租驴
　　那么多的占道经营，让人有点怀疑东京汴梁的城市管理水平。但专家说，其实宋代开封的城市管理、公共设施、社会服务，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
　　东京城内人口稠密，大街小巷屋宇相连，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酿成惨剧。因此世界上最早的消防队——“军巡铺”在这座繁华的城市应运而生。
　　历史上东京曾发生40多次大火。神宗元丰八年，朝廷在铁塔所在的开宝寺科考，一日烈火突发，顷刻间蔓延成火海，多名考官和大多数考生丧生。火灾过后偏巧高中状元的名叫焦蹈，于是民谣说：“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而最严重的一次火灾，曾焚毁房屋5000多间，损失惨重。
　　频繁发生的火灾，使朝廷对消防极为重视，处置问题十分严厉。包公做开封府尹时，一次巷道着火，扑救紧急。有一个无赖想借机调戏包公，问包公是在甜水巷取水还是在苦水巷取水。包公不容二话，喝令斩其首级。
　　为了防火，东京建立了专门的灭火机构和组织，在宋朝后期，这种机构定名为“军巡铺”。北宋末年，东京城内每300米设一军巡铺屋，每屋有铺员5名。他们的任务是夜间巡逻，望火警。另外，在城区的重要区域，设立了永久望火楼，楼下建房屋，常驻兵100多人，并配备了各种灭火工具。灭火工具有水桶、洒子、麻搭、火叉、大绳、斧锯、梯子等，还有一种叫云梯的消防车，由攻城的战车演变而来，用来扑救三四层楼房的火险。
　　宋朝中后期，东京城供、排水系统及公厕系统等城市公共设施都已较为完善，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出租车公司的交通工具出租行业。
　　这个城市约150万人口，50多平方公里，堪称庞大，并且京城流动人口多，常住这里的外地读书人就有数万。人们出门办事，不像现代人可以乘坐“2路公共汽车”，当时东京城内最流行的交通工具为车船驴马，但如果大多数市民都养驴养马，是件很麻烦的事。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汴京，有商机就有投资者，于是租借车马船轿行业逐渐兴盛起来。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东京城内，平日上街办事，路途稍远，就可以找个代步的工具，租头驴或租匹马。鞍子都是配好的，价钱也不贵，不过百把钱。在东京，稍有身份的人出出进进都喜欢租匹马骑，这俨然成为东京的一大风尚。有位叫孙良孺的军巡判官，家境并不富裕，养不起马，可大小也算是个官，架子放不下，每次外出，都要租匹马装点门面。甚至连押送死囚去闹市问斩这类公事，他也要租马乘骑。
　　若是女顾客，则可租用牛拉车，这种车子车厢前后都装有栏杆，走动起来很是平稳安全，适合老人、妇女乘坐。
　　有专家说，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准也没有超过北宋的东京汴梁，看来这话也许有几分道理。八百多年前的开封人日子过得的确不错，经济繁荣，社会气氛宽松和谐。但汴京绝代繁华的背后，有一条河流的身影。如果说开封是当时中国的心脏，那汴河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动脉。

清明上河：汴京最美时刻

“劫夺”黄河 成就帝都
　　开封能成为七朝古都，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名声不好，但他对开封可谓贡献巨大。
　　隋炀帝是个“怪才”。那时传说青海草原有匹波斯公马，神骏无比，并能交配出日行千里的龙驹。为求“龙种”，爱马心切的炀帝想出“美马计”，派人挑选两千匹优良母马，散放在波斯公马出没的地方。但马似乎不像人那么好色，炀帝“以人之心度马之腹”，结果一无所获。古人都认为这事荒诞不经，不过今天却让人觉得他富有想像力，敢于尝试。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体现了他这种鲜明的个性。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涿州（今北京），中经洛阳、汴州、江都，全长２０００多公里，贯通中国南北水运。没有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力，不可能做出如此宏大的规划。
　　大运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影响重大。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曾把隋炀帝与大禹相比：“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开封本不过是个普通州县，大运河穿城而过后，这个城市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一般都是滚滚东流，南方与北方之间缺乏水系联结。而开封却有着开凿南北向运河的天然条件，这里位于黄淮平原的西部边缘，地势西高东低，北隆南伏，自然水系向东南流去。古代黄河本来是从郑州向北经濮阳到天津一带入海，自古以来，人们就利用自然沟河，或重新开凿运河，“夺”黄河水南下进入淮河，使黄、淮两大水系联结为一体。
　　汴河开凿的年代很早，相传自大禹而始。有据可考的是，战国时魏惠王下令开凿大沟（即鸿沟，也叫阴沟），从荥阳引黄河水经开封而下东南。魏国灭亡后，大沟逐渐被废弃。隋炀帝下令开凿的大运河，利用汴水故道，再次夺黄河之水南下，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水系全部贯通，成为一个庞大无比的水运体系。而开封，恰好坐落在这个水运体系的咽喉位置。
　　8世纪之后，天下根本在于江淮，汴河越发重要，开封成为“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燕、赵、吴、楚等地商人向这里聚集，这里逐渐成为活跃而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心。王建、刘禹锡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曾写诗赞誉它的富庶：“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
　　公元784年，为保护汴河漕运，唐朝宣武军节度使的10万兵马从商丘迁来，使这里又成为区域性政治、军事中心。907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夺取大唐江山建立梁朝，下诏升汴州为开封府，定为东都，同时将洛阳改为西都，长安降为雍州。这是中国古都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开封作为正统王朝的首都崛起，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国的中心。洛阳还能继续保持陪都的地位，而长安降为地方性城市，昔日的地位一去不返。
　　没有汴河，开封不可能成为帝都；然而成为帝都之后，开封更不能没有汴河。
　　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只能重兵布防。宋朝定都开封，城中甲兵数十万，人户百万。一千多年前，支撑这样规模的城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时期世界上的城市，日本的京都约20万人，西亚的巴格达有30万人，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超过10万人。要维持这样庞大城市的生存和繁荣，保证交通的畅达是关键所在。
　　古代交通中，水路比陆路重要。赵匡胤即位后，疏浚汴河、蔡河、五丈河，并开凿金水河，使汴京拥有四条河流，成为“天下之枢”。那时东京的河道上，日夜舟船如织，商旅不绝，所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就是说，通过水陆交通，东京可以与当时“世界各国”联系起来。
　　在这四条河流中，汴河显得最为重要，其漕运能力十倍于其他河流，是开封水系的主干，有宋一代，都把汴河视为“建国之本”。但汴河“劫夺”的是桀骜不驯、浊浪滚滚的黄河水，注定不是条驯顺的河流。要保证通航又不能泛滥成灾，汴河水就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深也不能浅，问题多多。如何确保汴京的生命线？难坏了不少宋朝的聪明人。

“木岸狭河” 确保东京梦华
　　龙亭湖西畔，弱柳随风。定眼观看，这些柳树很有特点，树身短粗，古朴苍劲，而树头枝细叶嫩，非常繁茂。这样的柳树叫“砍头柳”，打开《清明上河图》的长卷，触目都是这样的柳树，这甚至成了辨别《清明上河图》真品和赝品的证据。龙亭湖的柳树大约是为了移栽才被砍了头，而宋朝柳树砍头，据说是为了制“束水木岸”，确保汴河水运。
　　宋代造船业发达，根据需要可造出不同的船只，那时候的海船都是尖底船，吃水深，稳当；汴河船都是平底船，装载多，吃水浅。重载的汴河船吃水4尺，因此汴河水深保持在6尺左右最理想，水浅无法载舟，水大则容易成灾。控制汴河水量、水深，是当时最大的水利难题。
　　据开封文物队队长刘春迎介绍，引黄河水入汴河的河口（称为汴口）并不固定，经常需要重新开挖。黄河泥沙太多，短时间就将汴口河床抬高，使水流量减少，汴河船只搁浅。这就需经常开挖汴口，调节水量，让汴河均衡地保持6尺深度。然而黄河滚动无常，一旦主河道远离汴口，就必须观察水势，根据地形开挖新的汴口。黄河嫩滩土质松软，不易施工，水流常骤然而至，淹死正在干活的民工。朝廷不惜代价，每年初春调集数州百姓，投入大量资金，在凶险的黄河滩上“劫夺”水源。
　　每年冬季，黄河进入枯水季节，汴河无水可引，就要关闭汴口停止漕运。而这时另一个大工程就开始了，这就是汴河清淤。由于泥沙沉积很严重，为了确保汴河的流量和水深，冬季汴河断水后，朝廷征调30万人清淤，当时这些人被称为“汴夫”。为帮助“汴夫”掌握深度标准，汴河河底放置有石板、石人做标记，清淤时必须见到这些标记。
　　这办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效果良好。但北宋中期以后，人们开始对清淤的事大意起来，“汴夫”常被借调他用，汴河甚至有20年清淤一次的记录。日积月累，汴河河床逐渐抬高，两岸河堤随之加高，同时很多河段出现淤滩，河床变宽，水流变浅且缓急无常，十分不利于行船。
　　为了确保汴京生命线畅通无阻，汴京人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宋仁宗天圣9年（1031年），管理汴河堤岸的官员孙昭想出了“木岸狭河”的办法。
　　所谓“木岸”，就是用树的枝梢做成捆，捆捆相连，放置在汴河河床两侧，用木桩钉牢固，使河道宽窄一致，既能增加流速，冲刷河床，减少淤积，又保证了河水深度基本一致，使航运大为便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汴河全线都“安装”上了“木岸”，把汴河的宽度控制在60步左右。
　　隋炀帝开凿汴河时，就在两岸遍植榆柳，宋朝初年再次大规模种植杨柳，汴河两岸的“隋堤烟柳”，是汴京“八大景”之一。这些树的枝梢隔年就被砍去，或做成“木岸”，或扦插成树，这就是《清明上河图》有那么多“砍头柳”的原因。
　　1079年，宋廷下决心采纳大臣建议，引洛水入汴，并在沿岸修建水库调节流量，保持河水均匀。这一招很管用，汴河变为清水，水流也较为平稳，情况大为好转。
　　有河必有桥，但汴河的桥对航运妨碍很大，由于水流湍急，船控制不好就会撞上桥柱，导致船毁人亡。为解决这一问题，宋仁宗时，有人发明了无柱的飞桥，也叫“无脚桥”，因状似彩虹，又被称为虹桥，这是造桥史上的一大创造。随后汴河之上普架虹桥，保证了漕运的畅通。
　　往返于汴河的漕船大约有６０００条，宋朝法律规定，这些船不能住宿停留，沿途税务机关不得拦船收税。每年8个月的航运期内，漕船日夜不息，往返四次，载来了168年的东京繁华。汴口每年十月闭口，次年二月放水，规定江淮一带的漕船必须于清明节那一天赶到开封。因此，每年清明前后，漕船和私人商船衔尾入汴，冬季停运的萧条大为改观，东水门内外的汴河一带顿成闹市。
　　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该与这个典型时刻有着内在的联系。

七天长假 清明节
　　打开《清明上河图》长卷，首先看到的是阳气初动的寂静郊野。五头小毛驴驮炭而来，犹如在宁静气氛中开启了帷幕；嫩柳初绿的路上，一队人扫墓归来，男主人骑马，女主人坐轿，仆人抬轿、挑祭物，轿子上插有杨柳枝条。
　　插柳、戴柳，都是当时清明节的风俗。柳树生命力旺盛，插哪儿哪儿活，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古人觉得柳树有灵性，清明节家家插柳、人人戴柳，民谣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
　　东京汴梁人每年要过的节很多，但最重视的是“三大节”：寒食、冬至和春节（当时称元旦）。冬至后第105日为寒食，寒食第三日是清明节，因为两个节日离得太近，古人都是混着过。到明清时，人们只过清明节，把寒食节给忘了。寒食节最重要的风俗是家家户户断炊吃冷食，相传这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时，生活艰难，追随他的介子推不惜“割肉啖君”。后来，重耳回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大赏功臣，唯独介子推拒绝封赏，带了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来。晋文公无计可施，听从手下建议，三面放火烧山，逼其出山，不料却把母子两人烧死了。晋文公伤心不已，下令每年此日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食物。
　　虽说寒食节起源于一个沉重的故事，但在繁华富足的汴京，它却演变成一个轻松愉悦的众生狂欢节。
　　寒食节前一天，称为“炊熟”，汴京城内，不论官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在这一天做出麦糕、枣糕、馓子、乳饼等大量食物。自寒食节起，所有人家灭火三日，不得做饭。对于常年操持家务的女人，不用做饭又有诸多可口小吃，应该算一年中难得的好日子。所以民谚说：“馋妇思寒食，懒妇思正月。”
　　寒食节期间，各级官吏可以享受7天的假期，与民同乐。皇家宫观如集禧宫、太宫都破例开放，供百姓参观。开封城内，“假日经济”十分活跃，卖酒的酒旗高扬，卖小吃的走街串巷，卖烧纸、玩社火的把东西搬到街上高声叫卖。大街小巷，城里城外，都是上坟扫墓、游玩踏青的人流，《东京梦华录》中用“田野如市”来形容。祭墓完毕，人们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抵暮而归”。城中禁军，也“各成队伍，跨马做乐四出……”
　　恰在这时，汴河漕船逆流而上，在开封城与清明节“不期而遇”。伴随漕船而来的热闹和清明节的休闲，营造出东京汴梁的盎然生机和灿烂光彩。
　　《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由城郊沿汴河向城内铺展。城外村落中几座茅舍，小桥溪水，杨柳依依，农民正在田垄菜地耕作，恬静安宁。接近城门，房屋都成了瓦房，商贾行旅增多，画面逐渐繁荣热闹起来。之后，出现汴河，码头上有装有卸，船有泊有行。街上有卖馒头的饭馆，有“王家纸马”店招，门前有叠成楼阁模样的纸扎及“黄胖”（泥人）等祭扫之物。在势若彩虹的大桥处，人们赶集游春，使繁华的商业区更加热闹。桥上轿马相撞，摊贩争售，摩肩接踵，喧闹不已。一艘巨大的漕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过桥，船夫们呼唤叫喊，紧张操作，桥上和岸边都有人驻足观看，成为全画的高潮。
　　东京汴梁可以入画的东西太多了，清明节的热闹也有很多看点。张择端没有选择皇家宫殿、豪富园囿，而是将目光投向市井，把清明上河这一场面收入画卷，遂成千古名画。他的眼光实际上代表了宋代一种重要的文化取向——“积极向下”。

丹青盛世出汴梁

宋徽宗 创办“画学”
　　900年前，世界上第一所培养画家的学府在开封创立，其创始人和“名誉校长”，是当朝天子宋徽宗赵佶。当时赵佶不过22岁，却已经是独步天下的大画家，他在作品上的署名是一个类似拉长了的“天”字，据说象征“天下一人”。
　　开封与画实在有着不解之缘。一幅名画留下一扇窗口，让我们可以窥探八九百年前的东京梦华。但当初这如梦的繁华，也是在一位酷爱绘画的皇帝手中走向毁灭。
　　传说宋徽宗赵佶出生前，他的父亲宋神宗做了个怪梦，梦见南唐后主李煜前来拜见。后来赵佶果然和李煜很像，艺术上才情绝代，可当皇帝都很弱智，整日里陶醉于“春花秋月”之中，结果不但做了亡国之君，并且被敌国生俘，从皇帝变成阶下囚，在屈辱凄凉中了却残生。奇怪的是，这两个如此相像的人，在后人的心目中形象却有天壤之别，一个令人同情敬慕，一个被人唾弃不屑；一个让人只记住他的才情，一个却只让人记住了他的昏庸。推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词与画相比，在传播能力上有优势，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心为之软。而宋徽宗的画有几人能看到？另一个原因是，在李煜手中亡的是僻处一隅的南唐，而赵佶手中亡的却是占据中原的大宋，持续168年的东京梦华一朝灰飞烟灭，那伤痛多少年都抚不平。
　　赵佶幼年时便在书法和绘画上显露了非凡的才华。他的那些兄弟大多沉溺于纸醉金迷，赵佶却醉心于水墨丹青，书法、绘画、诗词都十分出色，十六七岁已盛名在外。公元1100年，18岁的赵佶登上皇帝宝座，中国绘画艺术和书画收藏从此进入一段20多年的黄金时期。
　　宋徽宗即位后，大规模召集天下绘画名手，应诏而来的数百人，但大多不能令徽宗满意。北宋开国之初，推行“右文抑武”国策，完善了科举制度，并继承五代诸国的传统设立翰林画院，出现了黄筌、徐熙、李成等著名画家。以前画院一直从民间画工中招募人才，在寺院、宫殿的壁画工程中召集民间画工参与，从中发现人才，召进宫廷任职。宋徽宗不再满足于这样的办法，于是创立“画学”，仿照科举考试的办法，通过考试录取学生。画学的入学考试很严格，考试方式与现代高校的艺术类招生相似，不但要考试画技，还要考核经文之类的文化课。
　　皇帝创办的学校，自然有号召力，应试者源源而来。因为学校规模不大，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方能考取，但考试方式的制度化，极大刺激了人们追求绘画艺术的热情。
　　被录取的学生分为“士流”、“杂流”两类，各招收30人，由国家发给生活费用。学生宿舍仿太学三舍法，分为外、内、上舍三类，上舍5人，内舍10人，外舍15人。初入学住外舍，按照考试成绩逐级递升。
　　“画学”学习的专业课有佛道、人物、鸟兽、山水、花竹、屋木等，文化课有《说文》、《尔雅》、《释名》等，目的是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宋徽宗自己曾说，他平生没别的爱好，“惟好画耳”，因此喜欢与画家们交往，有空时常到“画学”走动，来了兴致就客串一下“教授”的角色。很多画家和学生经他指点，画艺大有进步。以《千里江山图》闻名后世的王希孟就曾是“画学”的学生，入学之初画技“未甚工”，但徽宗很赏识他的天分，就亲自教授他，半年后，王希孟就画出了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
　　“画学”最有名的教授是北宋大家、号称“米颠”的米芾，此人绘画时落笔如云龙飞动，深得徽宗喜爱。有一次徽宗诏他书写屏风，将御案上一方端砚让他使用。米芾对那砚爱不释手，书写完毕，捧着砚说，这东西我用过了，怕是不堪再让您用了。徽宗心情正好，挥挥手就赐给了他。米芾大喜过望，抱砚而出，墨汁洒满衣袖。在“画学”、画院中，许多这样的事情被传为佳话。
　　徽宗还是个大收藏家，他收藏了三国至宋初名画1500多件，包括顾恺之《女史箴图》、吴道子《维摩像》、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名作，辑成《宣和睿览集》，并将宋初以来的绘画精品辑录为20卷的《宣和画谱》。每过十天，徽宗派人押送两匣收藏的名画，让“画学”的学生观赏揣摩，令他们受益匪浅。
　　经过数年的训练和考核，“画学”的学生大多进步神速，毕业后，直接进入画院，由朝廷授予官职。他们被允许和朝官穿一样的衣服，一般的艺人领工资叫“食钱”，书画家的则叫“俸值”，这显示了对绘画人才特别的尊重。宋徽宗的宣和画院中，画家人数之多，画艺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由于有关张择端的记载很少，研究者还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画学”、画院出身。但生活在这样的“丹青盛世”，张择端的个人创作道路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
　　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甚多，给金朝统治区绘画发展以相当影响。另外，大批画家纷纷逃到江南，又成为南宋高宗画院中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江南地区绘画的发展。

市肆风俗画 开封勃兴
　　宣和年间，宋徽宗赐王丞相一座住宅，搬进去没多长时间，这栋房子的屋梁上长出了一棵灵芝。王丞相很高兴，当“花边小新闻”报告了皇帝。宋徽宗很好奇，不顾连绵数天的阴雨，亲往丞相家中，他正看着梁上灵芝连连称奇，偏巧这时候灵芝掉了下来。王丞相大窘，开封城内一时传为笑谈。有人为此写了17字诗：“相公赐新宅，梁上生芝草。为甚脱下来？胶少。”拿到勾栏瓦肆的舞台上一亮相，当即笑倒一片。
　　这种17字诗跟现在的“三句半”差不多，东京城内有人专门卖此为生，那是一种类似手机短信写手的职业。除此之外，还有写诗、写杂扮（滑稽戏，类似今天的小品）出售的人。
　　汴京城是个大市场，只要有需求，什么都可以作为商品和谋生手段，靠卖画为生的人也不在少数。各种文化形式的“市场化”，也为自身的发展带来充沛的活力。
　　画家高益初到开封时以卖药为生，为了招徕生意，他想出“买一送一”的招，谁来买药就送他一幅画。这样不但药卖得快，高益的名气也传开了，后来被招进画院做了官。当时卖画致富的人不在少数。备受人们景慕的司马光去世时，很多开封画家为其画像，结果不但开封人买，外地也有很多人派人来买，很多画家因此一夜致富。
　　不但如此，繁华的开封市肆、热闹的勾栏瓦舍也深深地吸引着画家们，成为他们着力表现的题材。突破坊墙后的开封，有点儿像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和商品经济大发展，并持续繁荣了100多年。宋前期，将城市居民定为坊郭户，与农村户口区分开，这是中国户籍管理二元化的开始，市民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市民全新的生活方式，要求适合他们需要的生活设施和娱乐方式，茶馆、酒店、勾栏瓦肆大量出现，甚至出现了大型的演艺场所，如开封东角楼附近的象棚可以容纳数千人。杂扮、吟叫、说书、杂剧、相扑等市民文艺活动日渐丰富、生机勃勃。全新的景致吸引着敏感的画家，在他们看来，市肆生活无不可入画，风俗画兴起成为宋代绘画的显著特征，也成为“丹青盛世”耀眼的亮点。
　　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动人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每逢七夕，民间有“乞巧”的习俗。在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的东京汴梁，传统的节日大多成了不可错过的“商机”，自七月初一到七月初七，汴京形成了一个极为繁华的“乞巧市”，专门卖与七夕节相关的商品。这个市场占数坊之地，每天美女如云，“车马盈市，罗绮满街”，场面相当壮观。最热闹的时候，人一进市场就难再出来，直到夜深，人流才逐渐散去。宋太宗时的画家燕文贵常年生活在开封，以卖山水人物画为生。徘徊在美女如云、情调别致而又热闹繁华的“七夕市”，燕文贵决心把自己看到的画下来。他穷数年之功，画成了《七夕夜市图》，场面宏大，“至为精备”。
　　相扑，又称角抵，宋代盛行一时，从宫廷到民间，无处不有，是汴京勾栏瓦舍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男子比赛前，一般先由女子上场交手，有点像拳击比赛前的“热场”。相扑的着装，男子是头上梳髻不戴冠，上身完全赤裸，腰胯间束有短裤，下身光腿赤足。女子装束同男子差不多，只是多件短小的无领、短袖上衣。由于争斗惨烈，衣物常被撕毁，所以又称为“妇人裸体相扑”。
　　正月十五上元节，皇宫宣德门外举行高规格的相扑比赛，激烈的女子相扑正在进行，广场周围观者如堵，皇帝也带着嫔妃登上宫门观看。所有的人都看得兴致勃勃，只有行为端方的司马光心里很不痛快，他认为宣德门是国家的象征，当着大庭广众和皇帝、后妃的面进行女子相扑比赛，实在有点儿不成体统、有伤大雅。尽管司马光义正词严、喋喋不休地对此事“进谏”，但女子相扑仍然是勾栏瓦肆常有的项目，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南宋。
　　开封画家高元亨极爱观看相扑，他的《角抵图》所画观众，不论富贵贫贱、男女老幼，还是外国人，都伸着脖子看比赛。相扑的画面也极生动逼真，“古未有也”。
　　北宋著名的市肆风俗画，还有《夷门（指开封）市廛图》、《夜市图》等。可以说，在《清明上河图》之前，开封已经出现不少以市肆为题材的名画。在这种新画风的影响下，张择端多方吸取营养，大胆创造，不落俗套，最终一鸣惊人，为后世留下了“天下第一神品”——《清明上河图》。
　　这幅磅礴长卷完工后不久，东京汴梁的繁华就在金人的铁蹄下毁灭，从此《清明上河图》颠沛流离800多年，数次被弃置，又数次被人慧眼识珠。有幸看过真品的人很少，而声称拥有真品的人却不少。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都曾声称自己的藏品才是真迹。直到今天，这幅名画的身后，还留着一连串的谜团。

尘埃历尽终成千古绝唱

旧库房中发现真品
　　1950年冬天，中国大地战火初熄，东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前身）开始着手整理战争中缴获的文物。
　　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寒冷昏暗、条件艰苦，各种藏品堆积如山，后来名闻中外的古书画鉴定权威杨仁恺先生奉命来到这里，与馆员们一起进行整理和鉴定工作。有一天，杨仁恺整理出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但他并没有太过激动。在这以前，东北境内已经发现好几幅《清明上河图》，都是伪满洲国覆灭后丢弃的，经文化部审定，认定其中一件是真品，其余都是明清时苏州作坊或清宫画师所绘制的仿摹本。而根据传闻，真正的《清明上河图》已经被运到了台湾。
　　然而随着画卷一点一点地展开，杨仁恺的内心按捺不住地一阵阵狂喜。他被眼前这卷古画所震撼，几乎就要脱口喊叫起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长卷绢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一望便知是那种年代久远的物品。而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都体现着独特的古老绘画方式，与先前所见的仿摹品有着天壤之别。这幅长卷上虽没有作者的签名，但后半段却有大量历代名人的题款印章。仔细观看，历史上的收藏者们的题跋透露出重要的信息，结合此画的时代风格，杨仁恺初步断定它就是800多年间见录于各种画记、却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北宋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
　　在杨仁恺先生的《国宝沉浮录》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顿时目为之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
　　一幅传世名画，怎么会埋没在旧库房中的众多藏品中？这里面还有段曲折而惊险的故事。
　　这幅画是从东北人民银行保险库拨交给东北博物馆的，它和其他一批古字画原本是战利品，是在沈阳机场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手中缴获的。只差那么一点点，这些无价的珍品就流失国外了。
　　1945年8月，日本军队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苏联红军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有一条“大鱼”要从沈阳机场逃往日本，于是抢先派飞机占领了这个机场。不久，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降落，本想在此转机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满脸沮丧地发现，迎接他的并不是日本接机人员，而是手持冲锋枪的苏联红军，他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当时最重大的事情是抓到溥仪，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被人看重。后来，那些物品移交给了解放军，存入了东北人民银行保险库。
　　这些东西其实非同小可，都是溥仪从故宫偷出来的珍品。1922年，溥仪利用他两个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读的机会，将故宫中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运出紫禁城。盗运大约进行了半年多，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被撵出故宫后，溥仪潜逃到天津日本租界，并于1931年在日军掩护下潜逃东北，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从故宫偷出来的珍宝，也由日本人运到长春。
　　最后一次出逃，为了能多带些东西，溥仪下令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为了这些东西，溥仪费尽心思，辗转带了数千里，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仔细鉴赏着真迹，杨仁恺先生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历来“假冒”《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其实并没有见过张择端的真迹。虽然仿冒品广泛流传，但真迹的收藏者却把自己的画视为珍宝，藏得严严实实。以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样，没有几个人清楚，那些仿冒者只是根据传闻，参照《东京梦华录》构图铺陈而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流传于世的有30多个版本，相互间差别极大，与真品相差更为明显。真品中的虹桥为木结构，而仿冒品都是石拱桥；真品中的城墙是版筑的土城墙，而仿冒品却是砖城墙，只有真品所反映的情况符合宋代的真实。
　　从绘画技巧上说，真品生动自然，出神入化，具有显著的宋画特征，是仿品所不能比拟的。但那些仿冒品也大多出自各时代名噪四海的大家之手，功力也颇为了得，这才使得不同版本之争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令世人如堕五里雾中。
　　1955年，真本《清明上河图》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经数十年的鉴定和讨论，绝大多数研究者认可了这个版本。而张择端的妙笔神工终于在800多年后，完全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名画倒手常伴灾难
　　通过研究画上的题跋，参照相关史料，研究者弄清楚了《清明上河图》传承的大致脉络。
　　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这幅伟大的作品曾经被许多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同时也是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的倒手，常常是因为原主倒了大霉，清宫得到它时，原主毕沅就被抄了家。毕沅曾任湖广总督，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同赏，画上有二人印记。抄家的事发生在毕沅死后，原因是湖广一带反清活动风起云涌，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滥用军费，没有尽到职责，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连同《清明上河图》全部被抄没入宫。嘉庆帝对这幅画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珍藏宫中。
　　明朝皇帝得到《清明上河图》时，也抄了一位大臣的家。那次倒霉的，是臭名昭著的严嵩。这件稀世珍品是怎么到严嵩手中的？因为缺少可靠的历史资料，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不过，民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严嵩巧取豪夺《清明上河图》的传说。
　　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明代中期，《清明上河图》在名士陆完手中，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长卷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 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来要挟王 ，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 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 害死，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在狱中。
　　另一种传说是，王 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嵩子严世蕃知道后强行索要，王 便送去摹本，当时汤臣恰好在旁。从前王 任两浙巡抚时，见汤臣贫困潦倒，便将他推荐给严世蕃。汤臣不思报恩，反想构陷王 以求发达，便对严世蕃说：此画他曾在王 家中见过，送来的是赝品，如若不信，只看屋角雀是否一脚踏二瓦便可证实。严世蕃细看，果如其言，心中深恨王 。恰好此时蒙古俺答部进犯中原，王 为蓟、辽总督，严嵩父子乘机将他害死。后人曾据此写过《一捧雪传奇》一戏，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主人公改成了莫怀古。
　　不管传说有多少可信性，严嵩父子确实得到了《清明上河图》。但没过几年，隆庆年间，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皇宫。
　　再往前考证，宋、金两国失去《清明上河图》，都伴随着灭国之难。
　　据考证，首先收藏《清明上河图》的是北宋宫廷。张择端完成这幅磅礴长卷后，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擅长丹青的宋徽宗自然识货，喜爱之情油然而生，用瘦金体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据说明清时这部分内容还保存着，后来或许因破损而裁去，或许因宋徽宗的字和双龙小印值钱而被裁去单独卖掉了。
　　金人攻破汴京后，在皇宫内外大肆掠夺，从开封运走2500车物品，包括徽宗的书画图籍。《清明上河图》大概是随着这批书画被送到金国宫廷。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金国忙于战争，很少有人过问这些书画。
　　半个多世纪后，到社会逐渐稳定，这幅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金国书画鉴赏专家、后曾任“监御府书画”的张著在画上题跋。张著在画上介绍了张择端其人，说他是山东东武人，幼年读书，游学于汴京，后来学习绘画，擅长画舟车桥梁城郭市肆。他的画曾作为神品被宋廷收藏，告诫后世收藏者珍视这幅长卷。这是关于这个伟大画家最早也是唯一的记载。
　　蒙古骑兵横扫天下的时候，将金国皇宫珍宝掠夺一空，《清明上河图》也同时被收进了元朝的皇宫。
　　有趣的是，元、明、清三代《清明上河图》三度出了皇宫，并且都是被偷出去的。清代的大盗是末代皇帝，元、明时代的大盗则都是宫中小人物。
　　《清明上河图》进入元朝皇宫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皇帝并不了解其价值，这幅名画长时间被遗弃在库房里，无人问津。有一天，元朝内务府的一名装裱匠在书库里发现了《清明上河图》，装裱匠欣喜若狂，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画偷出去。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掉包计，用一个仿本偷偷地把原作换了出来，然后以高价卖掉，发了一笔大财。
　　明朝皇宫收藏的时间很短，这幅画到了大太监冯保的手里。冯保在卷后题跋说，在《清明上河图》面前，隋侯珠和氏璧也算不上珍贵，得到这画的人应该好好珍惜。这么珍贵的画是怎样从皇帝那里到了冯保手中的呢？是赏赐吗？
　　如果是皇帝赏赐的，冯保一定会在题跋中大书特书，大做文章的，可是他在题跋中却只字未提赏赐的事，只有一个可能——冯保是偷来的，实在忍不住才做了题跋。冯保是如何偷盗，后人无从猜想，只怕这是个永久的谜了。
　　《清明上河图》在血雨腥风之中离开汴京，在人世间颠沛流离800多年，如今天下太平，这幅展示“东京梦华”的名画，有可能回家看看吗？

《清明上河图》能否回家看看？

故宫“丢驴” 开封着急
　　去年8月31日，开封《汴梁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寻“驴”记》的新闻稿，报道了开封市民张玉发为寻找《清明上河图》中一头“驴”而着急上火的事儿。得知《清明上河图》“丢”了一头驴之后，张玉发已经忙活了好多天，翻出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版本，那头传闻“丢失”的驴在图中活灵活现。上网查询故宫版本，图中的驴却已悄然离去，原处只留下一个张嘴的驴头。他又找出汴绣《清明上河图》照片，也是驴影难觅。上街买来一份摹品查找，图中相应的地方倒是有头驴，但被画成闭嘴、低头，安静的“呆驴”，没了神韵。于是张玉发断定：驴确实丢了！
　　他着急地对记者说，开封人不能不管这事儿，“开封作为原图的写生创作地，更应珍爱呵护画中一草一木，何况是丢了有创意有思想的一头活生生的驴”。
　　“丢驴”的事情其实发生在1973年。当时颠沛了800余年的《清明上河图》遍体鳞伤，故宫博物院在进行重新揭裱时，发现卷首80厘米处有一块绢的质地比原绢粗糙很多，绘画的水准也不高，画面是“尖嘴立牛张口嘶叫”。故宫专家认定，这是明清之际，好事之人在此破损处添了一笔，与原画的意境不相符，就将其摘除了。摘除后，故宫没有抛弃这块绢，将它妥善保存在文物库中。
　　前些年，著名临摹专家王开儒在故宫临摹《清明上河图》时，发现这个地方删得有问题。王开儒出身农民，侍弄过各种牲畜，对其习性非常熟悉。初次看到《清明上河图》真品，他激动得手脚发凉：这画太神了。由于生活经历的缘故，他拿过画先注意的就是牲畜，当时他转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张择端是否老农出身，甚至是个牲口贩子，他笔下的牲畜竟然没有一个错位的！他画的马，都肢体粗大，耳小尾粗，鬃长下垂；而他画的骡子体壮似马，但耳朵一定比马大，尾巴细，鬃毛直立不垂。他画的驴则体小耳大，头长腿细，尾细，立鬃且短，叫时嘴大张。他有心找茬儿，却咋也找不到。
　　但他很快吃惊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对农村生活不熟，对牲畜知识所知甚少，故宫的专家们在解读各种牲畜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指骡为马，或指马为驴，或指驴为牛，这些专家什么都懂，就是不懂牲口，因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专家认定的“尖嘴立牛”，其实是张择端精心刻画的一头发情的壮年母驴。尽管年代久远，绢素残破，但发情母驴之神态毕肖，即便是后人补画肯定也是有根据的。
　　根据王开儒的理解，这个场面极为生动自然：在嫩柳初绿的道上，扫墓归来的夫妻俩走在回家的路上，披斗篷的妻子骑公驴在前，丈夫头缠柳枝赶驴在后，正好与一牵母驴的老者相遇（清明前后正是驴子的发情期）。那公驴狂奔扑向母驴，把主人掀翻在地，而那母驴即张嘴嘶叫，耳失常态，腰向上弓，尾巴稍夹，拼命挣向公驴。牵母驴的老者吓坏了，一手狠拽缰绳，另一手忙抱起母驴前的小孙子。赶公驴的男人见妻子危险，惊慌地赶过来，旁人也呐喊救援。拴在斜对面铺前的公驴，此刻也四蹄翻刨，张嘴嘶叫，路人无不侧目，而对面的两头牛却无动于衷。
　　王开儒多次向故宫建议，把“丢”的驴再补上，要不画面反而不好理解了。但故宫有自己的看法，没接受这个建议。较真的王开儒于去年向社会公布了“丢驴事件”。
　　张玉发正是看了相关报道才知道了这个事儿，他决定把这个事儿告诉关心《清明上河图》的开封人，努力争取把那头“驴”给找回来。
　　《汴梁晚报》的报道刊发之后，在开封引起堪称“轰动”的效应，街头巷尾都有议论，更有不少市民投书《汴梁晚报》，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报社编辑有意编发了关于这头驴该不该消失的对立意见，引起了更多开封市民的关注。韩顺发是争论的一方，那段时间朋友们见了他，张口就问：“韩哥，你那驴呢？”
　　尽管意见并不一致，但从中可以看出开封人对《清明上河图》的特殊情感以及维护名画真实性、完整性、严肃性的强烈愿望。
　　虽然名画早已离开了故土，但在开封人眼中，它就如天上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有根“思念”的线与开封相连。
　　可《清明上河图》又实在不是一个风筝，虽然它始终吸引着故土千丝万缕的牵挂，却并没有一根真实的线可以让它靠近。

八百载“游子” 何时回归？
　　《清明上河图》来开封难度有多大？这只是一个想法和愿望，难度究竟有多大，还没人去试试水到底有多深。
　　去年11月，《清明上河图》在沈阳展出期间，韩顺发应邀前往举办鉴赏讲座，亲眼目睹了沈阳人乃至东北人对“天下第一神品”的热情以及国宝对展出条件的苛刻要求。
　　国宝出京的时间是保密的，出京的时候是密封在恒温恒湿的装置中，由警车前后押送，一路直奔沈阳。到达沈阳后，有关人员测好了沈阳博物馆专门定制的价值38万元恒温恒湿展柜，才将《清明上河图》放置其中徐徐展开。
　　沈阳博物院和故宫签订了展出21天的协议，但由于东北温度等问题，故宫提出四件国宝在沈展出的时间可能缩短一半。由于国宝在沈阳掀起了热潮，每天都有4000多观众参观，沈阳博物馆调配了一批设备，使整个展馆的温度、湿度等展出条件都达到了标准。经双方协商，《清明上河图》最终在沈阳多留了10天。
　　这样的国宝级古字画，要求展厅内的温度保持在15℃到25℃，湿度控制在45%到55%，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库房保持一致。否则书画就可能因为从湿度较大的北京来到湿度较小的沈阳而断裂，或从沈阳返回北京后起皱以致损坏。如果参观人数过多，观众呼出的二氧化碳可能会影响古画。为此，入场参观的人数受到严格控制，使展馆内始终保持固定的观众数量。可能成为“杀手”的光线，同样也在严防范围之内。除了需要躲避太阳光线之外，展品上方的射灯也要使用冷光源，避免对书画产生损伤。
　　在沈阳展出的30天，每天的参观者都可以用“爆满”来形容。偌大的辽宁博物馆新馆，大厅九曲十八弯排不下持票参观者，人们一直排出博物馆外，排到博物馆对面的辽宁大剧院门前，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安静地等待。一般要排队等候4个小时左右，才能看到《清明上河图》的真面目。与《清明上河图》同去沈阳的还有三件国宝级字画，但由于《清明上河图》的名气太大，另外的三件国宝显然受到了“冷落”，有关专家甚至不得不通过当地媒体提醒观众，这些国宝很快都将踏上归途，它们也都很有观赏价值。
　　2002年，《清明上河图》还曾随同另外一些国宝到上海展出，那是“故宫至宝”第一次出宫。上海博物馆给国家文物局打报告后，国家文物局反复研究讨论，三四个月举棋不定。上海博物馆的设施先进，恒温恒湿效果好。为了举办这次国宝展，他们还特意将展馆靠墙的画廊重新整修一番，比以前密封程度更高。
　　尽管如此，国家文物局还是有两大顾虑，第一是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起初有人提出用飞机运，但马上被否决了，万一飞机出事，谁也担当不起。用汽车，用火车？最后决定究竟如何运输，必须研究出最佳方案，运输日期和具体细节等一概严加保密。第二个问题是展出期间的安全。据说后来制定的安全措施，“丝毫不亚于保障来访的国家元首安全时所采取的措施”。展出期间，上海博物馆进入高度的戒备状态，２４小时值班保卫。在这种情况下，故宫的国宝才“出宫”。
　　上海人同样难以“抵挡”《清明上河图》的魅力，观众在博物馆外排起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负责安检的民警一次放20名观众入馆，约五到十分钟放一批。在一楼大厅入口处，立着像飞机场安检处一样的检测门和X光箱。十几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在此负责安检工作。入场的观众必须将背包放在X光箱的传送带上，人也必须经过一旁带红外线穿透的过道。据说这套安检设备与浦东国际机场的安检系统一模一样。安检人员可从显示器上透视出参观者所带包裹内的所有物件，并带有防爆预警等功能。
　　为了保护展品不被过热的“人气”包围，每天只能允许4000名左右的观众入场。展厅还从防水、防火、防盗以及湿度、照明等各个细节做了细致安排。
　　有观众专门撰文记下了参观时的盛况：《清明上河图》前人头攒动，大家隔着高大的展柜玻璃凝神细品这幅名震中外的千古名画，啧啧称赞张择端大师的神来之笔。这时保安开始催促了：“走动起来，请大家往前走动观看，不要在原地停留。”人们不得不挪动脚步，很多来不及细看画卷的观众不时地抱怨：“你赶鸭子啊？！我们还没来得及细看呢……”
　　本来送往上海展出时，故宫就声称“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由于《清明上河图》开始由沈阳博物馆收藏，然后才“上缴”给故宫，大约是情面难却，经几个月的协商，沈阳博物馆又有幸得到了展出的机会。采用的恒温、恒湿、冷光源等，虽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古代书画并延缓它们的衰老，但是，由于晋唐宋元书画的年代久远，纸、绢质地脆弱，长期地公开展示，无论如何都是会对它们造成损害的。
　　这些藏品平日里在故宫也是基本上不展出的，他们自己也舍不得看。画卷打开一次，寿命也就缩短一次，因此故宫有规定，一幅画打开一次，就要“休息”个三五年。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记者也觉得，以开封今天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地位，想让《清明上河图》“回家看看”实在难度太大。这个美好的愿望，恐怕只能留待将来实现。但无论久别重逢的日子什么时候到来，那个瞬间都值得我们期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