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意义上说，大伾山的文化价值是通过大石佛来实现的。
大石佛开凿以后，在大伾山一带形成了佛儒道三教并立的局面。许多帝王和文人登临大伾山，在山上或刻字留念，或吟诗作赋，形成大伾山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佛踪人迹在大伾山上相得益彰。
 一片痴心老人 伴佛七十年
７０年的天宁寺生活，让８７岁的丁秀兰老太太成为天宁寺的历史见证人。
历史总是这样，把过去留在今天，把今天变成过去。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日是一个阳光灿烂得醉人的日子。在这样的晴天丽日里，８７岁的丁秀兰老人从床上折起身，下床，拿起木梳，细细地梳头。梳完头，整理好衣装，她走出屋门。
像已经过去的两万多个日子一样，丁秀兰老人首先要在天宁寺里转转。阳光把她的脸打磨得很是红润，她则把阳光懒懒地抱进怀里。虽然天宁寺里的路她不知已经走了多少回，但她每天还是要坚持走一遍。她说：“佛要有人供养着才有精气神儿呢！”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正如“老虎吃小鸡，小鸡吃虫子，虫子吃杠子，杠子打老虎”一样，一切均处于链条之中，大佛也概莫能外。虽然说佛法无边，神通广大，可佛离了信徒，照样也无法存在。
丁秀兰老人有个特点，她喜欢隐瞒自己的年龄。隐瞒的时间长了，她常常搞不清自己的年龄，有时说自己８０岁了，有时却又说自己７０多岁，还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她说自己刚５０岁。
老人的逻辑是：人的寿命是一定的，把年龄说小了，自然就能多活几年。
丁秀兰老人的佛缘来自于７０多年前。
７０多年前，丁秀兰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被许配给丁祥贵（丁秀兰称他为老华）。丁秀兰的娘家和夫家都是大户人家，也都是天宁寺的供养人。
因为丁祥贵是天宁寺的供养人，所以丁祥贵被家里人送到天宁寺学手艺。后来，丁祥贵大了，就准备回家结婚。当时庙里的住持老和尚哭了，他不想让丁祥贵走。丁祥贵是个人才，学啥啥精，老和尚想让丁祥贵留在寺里撑门面。在老和尚的哭声里，丁祥贵心软了。最后双方商定，丁祥贵还在这里当和尚，但也可以回家结婚。就这样，丁秀兰成了天宁寺和尚丁祥贵的媳妇。
丁秀兰住在“寺下头村”，有时也到寺里。“我们那时家里光门面房就有六间！”丁秀兰老人说。
解放以后，丁秀兰老人就和丈夫一起住在了庙里。
在丁秀兰老人的记忆里，有两件事是不能不说的，一是日本人１９４２年入侵浚县后，杀了很多人，但来到大石佛天宁寺却连门都没有敢进；二是“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来庙里找文物，丁秀兰老两口把一些文物藏了起来，红卫兵也没敢对他们咋的。
“我不是喷（说大话）哩！我们不犯法，不偷不抢，我们是讲理人，他们也不能拿我们咋的！”丁秀兰老人说。
实际上，老人太天真了。日本鬼子不会跟老人讲理，他们如果讲理就不会到中国来烧杀抢掠了。他们之所以没有进天宁寺，也许只能解释为大佛的又一次侥幸吧。
大佛躲过了许多次劫难，最终留存到了今天，但天宁寺中的文物并不是都像大佛这样幸运。浚县文物旅游局张福民副局长向我讲述了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原先天宁寺中有一口大合金钟，是三大镇寺宝物之一（另两个是大石佛和“黎阳大伾山寺准敕不停废记”碑）。每到清晨和尚们早课时，钟声能传出九公里远。天宁寺的钟声是当地的一大景观。“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们拿着二三十公斤重的大锤来砸天宁寺的大钟，砸了很长时间，只砸出了一个小窟窿。一怒之下，红卫兵们把大钟从天宁寺前的七十二级台阶上推了下去。最后，大钟变成了一堆碎片。毁了大钟后，红卫兵们又转而将铁锤砸向“黎阳大伾山寺准敕不停废记”碑。
当时任文物馆馆长的卢荫堂闻讯赶到现场时，碑已被红卫兵砸得不成样子。卢荫堂见状，扑倒在石碑上痛哭失声。
文化是文化人的文化，文明是文明时代的文明，宗教也只是信教人的宗教。
面对野蛮和暴力，老百姓发明了一个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想像中的因果报应。当地几乎所有的百姓，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在修建大佛楼时，需要一根大梁。当地有个财主家有一棵大白杨，恰好适合做大梁。但这个财主为富不仁，平常苦难人请求帮助时他从来就不予理睬，让他捐树建大佛楼更是没门儿的事儿。况且他认为那棵大白杨关系到自家的风水，说什么也不能砍伐。后来，财主的老婆病了，左看右看都不好。一个和尚找到财主说：“你老婆病不好是没佛心，只有立地成佛，才能活命！现在建佛楼需要一根大梁，你捐了大白杨就是积了阴德，对你老婆有好处。”财主根本不信。
虽然财主不答应捐树，和尚还是治好了财主老婆的病。于是财主很感激，就捐了自己家的大白杨。因为这棵杨树太大，财主还专门修了一条“义路”运送杨树。
无限人文墨客 留迹大伾山
自从有了大石佛之后，文人雅士也纷纷登临大伾山，在这里留下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谜团一样的初唐诗僧王梵志。唐小说《桂苑丛谈》中说，王梵志家住今天浚县东部。他的祖上曾经做过铸钱官，因为家道中落，王梵志就到天宁寺当了和尚。他当和尚时常常与群众聊天，了解到很多民情。
王梵志的诗以说理劝世为主，多宣扬佛教思想，与偈语相近，对世态人情亦颇有讽刺。作为中国白话诗的鼻祖，他的诗大都浅显易懂，如“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养儿何须多，了是一个足”等。
王梵志的诗是唐代佛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敦煌遗书中发现大量王梵志诗的写卷后，中、日、法、俄、德等各国学者发表了数以百计有关王梵志的论文。
明朝名臣、学者王阳明曾慕大石佛之名到大伾山来拜谒。他最初反对佛学，在拜完大佛以后，受到极大震撼，竟从此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王阳明对儒学进行了拓展，同时充实了佛学的内容，如在教育方面开始提倡“知行合一”。他改变儒学原先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要求学生知道原因和结果。
崇祯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春，明清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大家“神笔”王铎来到天宁寺。
王铎（公元１５９２～１６５２年），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他与黄道周、倪元璐从事复兴书坛活动，在书法上提倡“取法高古，博采众长，师长舍短，自成一体”。他的书法笔势苍劲，气度恢弘，风格独特，其特点是既富有优良传统，又富有时代精神，更富有个人性格，在书坛上享有盛誉。
王铎在天宁寺拜完大石佛，来到大石佛北龙洞之南的山崖上时，他站下了。站在这里，他挥笔在方丈之内写下气度恢弘的四个大字“鹭涛虎岫”。与“鹭涛虎岫”四字相邻的《再至青坛》一诗?熏也是王铎的作品。所谓“青坛”，是大伾山的别称。汉光武帝登大伾山时，曾称大伾山为青坛。
在第一次登大伾山之后不久，王铎第二次登上了大伾山。在一个夜晚，王铎骑马登上大伾山，在大石佛北龙洞右后侧的崖壁上题下《再至青坛》一诗。
王铎两次登大伾山，均在崇祯十七年春天。第二次登大伾山时，他在夜间执灯题字，可见停留的时间比较短。
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攻打北京，当时王铎因事在外，闻讯赴京。王铎还没赶到，北京已经陷落了，崇祯上吊自杀。无奈，走到半路的王铎又返回来了。王铎两次登大伾山题字，可能就是在此次北京之行的往返途中。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夜晚，在拜见了大石佛之后，循着王铎走过的路，我来到王铎摩崖刻字的地方。在手电筒昏黄的灯光下，“鹭涛虎岫”、“再至青坛”几个苍劲的大字显得气度逼人。恍惚间，我仿佛听到崎岖山路上传来清脆的马蹄声，马蹄声中夹杂着一个巨匠深深的叹息。他是在为明王朝的灭亡叹息，还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叹息？
在很多人的眼里，王铎是一个小人，是一个人品低下的人。因为南明王朝灭亡后，他投降了清朝。不过王铎在书法上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
大伾山上的刻字很多，包括王铎在内的名人、文人的刻字中，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有６０多处。这些字有篆、隶、楷、行、草各体，风格各异。几乎每一处刻字都有一段故事，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这些刻字共同组成了一道颇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以大石佛为主的大伾山人文景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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