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墟考古之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便机敏地提出了划时代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此中国学者告别了安乐椅这个研究经史的舞台，在殷墟的大地上站了起来。
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均、石璋如、尹达、夏鼐、高去寻、胡厚宣……殷墟造就的杰出学者是如此之多。把殷墟比作中国考古学界的黄埔军校，是恰如其分的。
考古学家们这次在殷墟找到的，不再只是刻字的甲骨，而是一个失落了３０００多年的商王朝！
 真的天才 一字不识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实施科学发掘后，章太炎再不能一概斥甲骨为罗振玉或古董奸商的伪造了，但他转而说甲骨乃小屯农民“因殷墟之说而伪造者也”。
章太炎的做法让他的学生都难以消受。在他过生日时，学生黄侃送他一份红纸包裹的礼品，他打开一看，是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后来，先生常把此书放在床头，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说：“龟甲且勿论真伪。即是真物，所著占繇，不过晴雨弋获诸琐事，何足以补商史？”
对于章太炎，郭沫若曾评述说：“窃观先生之蔽，在于尽信古书。一若于经、史、字书有征者则无不可信，反之则无一可信。”看起来，章太炎似乎是因难以接受甲骨文给《说文》造成的强烈冲击而顽固地反对甲骨文的，实际上他是传统学者在孟子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找到的“自我满足”的一种惯性延续，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安乐椅就是研究经史最好的舞台。
小屯农民确实在伪造甲骨，只是不像章太炎先生说的那样“因殷墟之说而伪造者也”，而是因为殷墟确实有甲骨，而甲骨又能卖上大价钱，所以才伪造的。过去，小屯的李成因中药店的掌柜不要他那带字的甲骨，很费劲地把字刮掉，现在他们又很费劲地开始往没字的骨头上刻字了。
许多甲骨是在本性贪婪的商人和愚昧无知的富人之间交易的，这也是伪造甲骨能够进入市场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王懿荣发现甲骨后，一时间京、津、沪的文人墨客、上流人等无不言必甲骨、话必契刻，似乎谁不收藏几片甲骨，就不是文化人。“那都是孔子以前的东西，孔子所不曾见过的。”（梁启超语）如此一来，附庸风雅的人物也就像夏天的苍蝇一样多了起来。上海滩就有一位叫刘体智的人，他虽收藏甲骨２８０００多片，但终究还是一个字也不认识。
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手头银子多，也疯狂地加入了掠夺甲骨的行列。小屯时常有古董商坐等要货，于是盗掘的人越来越多。挖来挖去，好端端的耕地被戳得尽是窟窿。有的农民挖出了甲骨，结果地主找上门来，说地是他们家的……一来二去，有人难免会想到伪造甲骨，相对于盗掘甲骨而言，这伪造甲骨实在是太经济太划算了。
著名甲骨学者董作宾为调查伪造甲骨的情况，曾竭力与这条路上的人建立友谊，并成功地结识了一个伪造者，他就是安阳的蓝葆光。董作宾称蓝葆光是“真正的天才”。
蓝葆光是个鸦片吸食者，他只在吸过鸦片兴奋时才表演他的技艺。他伪造了很多甲骨，但得到的钱很少。１９２８年，董作宾见到的蓝葆光“不过３０多岁，像个文弱书生”。据蓝葆光讲，他起初伪造甲骨是闹着玩的，后来就越造越多，他也乐于用自己的手艺换些钱来买白面儿。
蓝葆光从小就仿刻甲骨，也“创造发明”了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东西，销路非常好，因此古董商们都很捧他。“蓝君有一个小册子，临摹许多甲骨文字，刘氏罗氏出版各书，他都抄过，但是他始终一个字也不识。”有时他把某个字、甚至整版的字都刻倒了。董作宾还“知道他不懂文例，刻辞的地位和左行右行都不合，但不能告诉他（以免给甲骨辨伪造成更大的困难）”。蓝葆光曾送给董作宾一个完整的龟腹甲，背面钻灼都是原来的，他在正面很工整地刻着几段卜辞，确实和出土的差不多。
当时在安阳传教的加拿大人明义士，就曾收藏过很多假甲骨。１９１４年春，他骑着一匹老白马，在洹水边游来荡去，搞到许多大块的甲骨。他特别喜欢大个的甲骨，那看上去确实比指甲大小的甲骨片来劲很多。
明义士把自己收藏的东西很小心地用棉布包好，放在床下，打算秋后再启运回国。但到了夏天，床下却发出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一看，原来他那些甲骨大都是用新鲜的牛骨头刻的！
明义士不但没有气馁，反倒开始了对甲骨的研究。后来，他的收藏超过罗振玉，达５万多片，成为“甲骨收藏第一大户”，并到齐鲁大学任甲骨学教授。他认为，《周易》一书反映的正是甲骨卜辞的内容和形式。他很自信地说：“若夫以科学兴趣考察殷墟遗迹者，中外之考古家，实自余始。余一人独乘老白马，徘徊于此故墟者久矣。虽《殷墟书契》之著名作者罗振玉亦始于近年（１９１５年）至故墟一二次而已。而其时刘铁云方印行其藏龟于上海。”其实，罗振玉早就派人以“科学兴趣”考察了殷墟，而当明义士在殷墟徘徊的时候，刘鹗已经客死他乡了。
考古名家 共探殷墟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是白居易那著名的《长恨歌》中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生死两茫茫的名句，但在１９２８年的时候，这句诗与其说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生死之爱，倒不如说其诉说的是中国学者与殷墟不能想见的焦急心情。也因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领导考古组开始发掘殷墟之初，干脆把它改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的机敏“翻新”，让它成为一个新的划时代名言，从此中国学者告别了安乐椅这个研究经史的舞台，在殷墟的大地上站了起来。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均、石璋如、尹达、夏鼐、高去寻、胡厚宣……殷墟造就的杰出学者是如此之多。把殷墟比作中国考古学界的黄埔军校，是恰如其分的。而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２０世纪１００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中，安阳殷墟以最高票名列榜首。
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就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于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在安阳殷墟起步。以此为契机，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古代历史的大幕在安阳揭开。至此，把劳动分为“劳力”和“劳心”的孔孟之道“随风而去”。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３０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
李济到任后，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每个参加发掘的人还都写下个人日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殷墟的发掘共进行了１５次，它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被学术界誉为当与十九世纪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发掘特洛伊古城并再现古希腊文明的行动相媲美。
中国传统学者虽喜欢在安乐椅上研究学问，但没有他们的智力积累，殷墟可能也不会被发现。殷墟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隋代的墓地土层中，就有许多甲骨文碎片。如果那时的学者有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最早释读出甲骨文的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的学养，早在１３世纪甲骨文就该被破解了。但问题是，人类的知识只能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破解甲骨文这样的历史难题。
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如一个村子组织了一次运动会，一个人在运动会上打破了１００米世界纪录，但国际田联不会承认你的纪录，何况甲骨都是毫无组织地被盗掘出来的。而殷墟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在殷墟发掘以前，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作头等的材料来看待。只有科学发掘后，甲骨的真实性才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也大为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了。据他的门人传说，章太炎在晚年也开始偷读甲骨文。
另外，就算甲骨文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铁云藏龟》中就有４片假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再者，与甲骨文同时但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张光直：《安阳·序》）殷墟发掘的结果，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其功伟哉！殷墟的发掘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诚如邓广铭所言：“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在殷墟发掘中，李济领导下的同仁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的学科来看待，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它把中国的史学从故纸堆中引到更为广大的田野上。在安阳的大地上，学者们获得了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殷墟发掘前，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承认中国有过一个商王朝，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没有考古发现及文字作为信史，后世书中记载的一切都只能视为传说。
殷墟的发掘，不仅让西方学者承认了商王朝的存在，也是中国能够跻身四大文明古国之列的一种力量。因疑古而废掉“钱”姓自号“疑古玄同”的钱玄同先生此时也“痛改前非”，首创“甲骨四堂”（甲骨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之说，并为学界所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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