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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举到我家来是春天。因为那时我家的椿树正开满米黄的碎花，隔夜常将小院铺一层雪似的芬芳。
这是母亲愉快的季节，她爱说椿树。她说半夜里椿树成为树王神，小孩子去搂它，悄悄对它说：“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我长长。我长长了担挑子，你长粗了做房梁。“你就会长成粗壮的大个子，没有灾星。她说，椿树绾纂，老婆饿得瞪眼；椿花落地，大麦面馍上篦。乡下人春天都望着椿树过日子。
“留着它，等小沛结婚做床。”母亲望着椿树说，“椿树做床最吉祥。”
小沛于是瞪大眼睛问：“奶奶，我几时结婚？”
母亲说：“快，不过十七八年。”看我站在一旁窃笑，母亲正色说：“十七八年你以为很长么？眨眼就过了。”
这样就说起鹏举：“比如鹏举，你还记得么？”
“鹏举？”我茫然地说，“……”
“嘿，连鹏举都忘了，你看看！”
“哦──……”我说。
“他娶媳妇你做压轿娃儿，吃桌时你尿在他家神桌底下……你看看！”
“哦──哦……”
“在内城河那儿住。高台阶，门口有狮子。对了，他家门前有棵大椿树，罩着很大一片阴凉。”
“哦──”
“拉锯战的时候在模范小学教过你……”
“你说的是……崔鹏举，崔表叔。”我为终于记起来而高兴。
“他前天到咱家来了。”母亲说。
“就是那个戴蓝棉帽穿裤子的人？”妻子插嘴说。
“是。”
“他就是崔鹏举？”妻子惊讶地反问。
“是啊，你知道？”
“大林对我讲过的。”
我确曾向妻子讲过，在我们的亲戚中，只有崔鹏举最让人自豪，有关他的片片断断常让妻子感到有趣。
“瞎！原来……”
“他怎么了，他现在在哪儿？”看到妻子满脸失望和讥讽的表情，我猜想鹏举一定很差池。小时候记得他是极受母亲欢迎的客人，只要他坐进客屋的长凳上，满屋都有笑声。他总是洋学生味十足地乐乐呵呵，穿着漂亮的硬领衬衫，白运动鞋，同我家伙计、女嫂都开玩笑，教二哥唱京戏，唱歌，教姐姐演文明戏，给我看指纹手相。我们不叫他表叔，只叫鹏举。老辈、小辈、佣人都叫他鹏举。
“他在老家，在七里河。”母亲淡淡地说。
“种地？”
“那一定是──”我说。
“你可从来没说过他是瘸子。”妻子说。
“瘸子？如今瘸了？”
我想知道他现在的样子，可终于没能问清楚，为啥到我家来，怎么瘸了腿？为什么母亲不留他住一天，也一直没告诉我。
“快不快？转眼就是二十几年。”母亲感慨地说。
于是我清清楚楚记起鹏举结婚的事。记起那顶花轿，我坐在轿里去迎花表婶。表婶穿着绿缎夹袄，黄缎裤子，绣花皮底鞋，披霞帔，戴花冠。可是，花轿到家时，却找不到新郎。整个院子像失了火一样忙忙乱乱，一直到太阳西斜，才有一帮人扭着推着鹏举带进堂屋，崔外爷喝令佣人捺住鹏举的头拜天地，鹏举硬着脖颈，愤怒地甩着长头发，发疯一样挣扎蹦跳。花表婶先是温顺地跪着，垂着头，花冠穗子遮住她的脸。后来，突然传出一种像风吹动苇叶一样的声音，由弱到强，终于变成号啕大哭。花表婶匍匐在地上，整个身子像青蛙一样颤动。所有的客人都默不作声，鼻头酸酸地看着这场面。崔表叔愕了一阵，猛然磕了一个头，声音很响，把大家都惊住了。
“他为什么不肯拜天地？”我问。
“小孩子家，不要问。”母亲说。
花表婶是个很随和的女人，待公婆很好，也勤劳。会织布，绣花，剪裁衣服。她常到我家玩。母亲也常带我到她家去。崔外爷和外婆去世后，常常只有表婶一个人守着一座宽敞的院落。我们每次去，她都十分高兴。拉着我的手，找糖果点心给我吃。带着微笑，用心用意看我吃东西。圆形的苹果脸，两颊红红的，很丰润，眉毛很长，半月形地绕着眼睛。母亲常常这样问我：“林林，花表婶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好不好？”
“那还用问么！”我说。
母亲就叹息一声：“这个鹏举呀！”
有好几年没看见鹏举，也没听表婶讲起。只是看到表婶给鹏举衲袜垫，绣牡丹，绕着回纹，却不见捎给他。一叠一叠放着。
后来就打仗。县城今天是这个军队，明天就是那个军队。临泉高中、惠民中学、崇实小学、模范小学……所有的学校都停课，老师四散，只有麻雀在空空的校园里噪闹，静悄悄的碜人。
这时看到了鹏举，他穿着褪色军装，铜钮扣叮叮当当响，很随便地扣着两三个。仍然穿着球鞋，土黄色，镶着白橡胶道道。在模范小学的屋子里办了一班学，无论哪个年级都收，二三十个高低悬殊年龄相差很远的孩子凑在那儿上课。不知道别人交多少学费，我是他的亲戚，不交费。实际上这班学几乎等于没办起来。学生常随家长“逃反”，（没考证过“逃反”这个词语始自何时，怎样起源，反正，我们那儿一直流行这个专用字眼。无论革命党、北军、土匪、日本兵、八路军、中央军，只要打仗，大家就“逃反”。套上马车牛车，或是担挑子推手推车，携儿带女，装上细软、粮食、离家外逃。逃到没打仗的乡下去。）总也到不齐。教室空空荡荡，只有墙上石灰抹的一面黑板，被孩子砸出许多白色洞眼。鹏举就着洞眼画人头，使那些变成鼻子眼睛嘴巴的洞眼做出各种表情，让人越看越可笑。最让我们赞佩的是，他能将１２３４５６７的阿拉伯数码唱成歌子。校园里有一架发锈的单杠，鹏举能在那根杠上翻筋斗，教我们用一只腿挂在杠上，绕杠转圈儿。简直太了不起。
可是，鹏举没教会我们看地图。他先在黑板上画，曲曲弯弯，说：“这就是中国。”我们全都哈哈大笑，这怎么是中国呢？！像我们尿床后，在褥子上留下的洇迹。“这是黄河，这是长江……”他画着说。木匠铺杨掌柜的儿子杨大黑站起来说：“老师，河怎么能向上流呢？”鹏举说：“什么向上流？”杨大黑子用手指着被他称为黄河的那条线，点戳着那道∏形弯：“看，在这儿，它不是向上流吗？”“那不是上，是北。”我们全不明白，水怎么能朝上拱出一道弯再下来。鹏举说：“瞎！你们怎么这么傻蛋！来来来，”他把我们带出教室，在教室外的地上重新画出中国，黄河，长江。“明白了吧？河是这样流的。”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一条线在黑板上同在地上有什么区别。不管怎么说，河也不会向上拱，河怎能是那种形状呢？
 我们批评最多的还是鹏举的离婚。县城里谁也没听说过世上有“离婚”这个词。然而，鹏举却同表婶离婚。特别让县城人痛恨的是，鹏举是用一封信同表婶离婚的。那时候他正跟着一个部队文工团南下。起初母亲说鹏举不过是胡闹，表婶那样好的人，提不出什么理由同她离婚。可是，鹏举仅仅用了一句话就同表婶离了。他寄给县婚姻办公室的信上提出的理由是“父母包办，本人不同意。”从那以后，县城刮起一股离婚风。几乎大多数机关干部都以“父母包办”为理由离了婚。母亲痛心疾首地摇着头说：“鹏举呀，鹏举呀！”
但是大家又得到一点安慰，表婶被批准“离婚不离家”，鹏举在县城的房舍财产全都归了表婶。鹏举则从县城人的记忆里消失，再也没有出现。
时光就这样悄然流逝。我离开县城去求学，又辗转回来。我家堂屋上的瓦松依然如昔地苍苍郁郁，灰色旧砖销蚀了墙脚，门前石板多了一些不为人觉察的滴水孔。鹏举的往事既如隔世般遥远又如昨夜样亲切。历历在目地忆起黑板上的人头，地上的黄河，鹏举那一头很长的头发，打拍子挥动双臂时头发在耳边跳摆。没有桌椅的黑咕隆冬的教室，我们蜷坐在砖头上，或蹲倚着墙壁，听鹏举讲红罂粟花和丹柯的故事，普罗米修斯怎样被绑在灼热的山岩上。
“花表婶呢？”
“现在鹏举就跟着她。”母亲说。
“是么？”
“七里河是你表婶的娘家。”
“那么，鹏举后来一直没结婚？”
“哪能呢！记得四月十五枪毙的一打人吗？为头的孙官儿，孙镇长！”
“记得，记得。他有三个女儿，很有名。”
“鹏兴就同他的二女儿，大名叫什么来着？小名石榴。”
“嗬，石榴？孙立琴！她同我二哥同学，后来上女中，会演戏。”
“比鹏举小七岁。也在文工团。也是那年回来的，同鹏举一起，还带着两个孩子。”
“表婶收留他们一家？”
“是啊，你表婶这个人！鹏举在内城河菜园里担粪，你表婶就来了。她站在城墙豁口那儿等着。她说，‘鹏举，我那儿有四间房，是城里拆过去的。你跟石榴去住吧。’鹏举没说话。她说，‘跟我去吧，我喜欢孩子。’鹏举就去了。”
“后来呢，后来石榴……”
“石榴死了。死了五年了。”
“他的腿……”
“没问，他也没说。”母亲说，“瞧，椿谷谷都结了。”母亲又开始说椿树。说椿胶桃胶，老猴精被粘住眼睛，坐在火烧的碾盘上，小沛伏在她膝上，入神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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