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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好象特别冷，呼呼的西北风夹带着鹅毛大雪，整整下了五天了，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野地里的沟沟坎坎都已被大雪填平，有些地方深达数米。村里的大树被雪压的吱吱直叫，乡亲们怕大雪压跨了房屋，都纷纷用一个无底的箩，捆上一根长棍，站在高凳上，把房顶上的雪一点一点的拉下来。
孩子们都坐在堂屋里，围着一个大火盆烤着火，听老人们讲述王莽撵刘秀的故事。什么避蛛寺、少拜寺和蛤蟆不敢鸣叫的大水坑等等，可多啦。当然，火盆里还埋着能向外冒糖的红心大红薯，吃到嘴里那美劲就别提了。还有那在火盆内热灰中随着噗噗声蹦出的朵朵包谷花，不时会引出孩子们的雀跃和欢呼。
就在那天的一个下午，乡政府的三人工作组趟着没膝深的大雪进村了，据说是征收余粮的。消息不径而走，家里的大人们议论开了:“不是刚卖了余粮吗?俺家没有余粮啦,还卖什么?.......”天黑了，全村的大人们都应招来到村长家里开会。工作组的同志向村民们讲了“统购统销”的意义，讲城里工人老大哥如何需要粮食等等，让大家再一次为国家建设踊跃卖余粮。
昏暗的油灯下，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了。孩子们停止了嬉戏，只听到大人们啪啪的吸烟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生烟叶的气味，除了沉默还是沉默。户外,，偶尔的犬吠也许会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一点生气。沉默，沉默，.....。终于有的年轻人憋不住了，开始说话了。就听俺叔说：“谁家从场里背回几布袋粮，谁不清楚？谁家现在还有余粮？余多少？大家心里都清清楚楚，反正俺家是没有余粮了。”这时，就听工作组的同志讲:“那就请你出去吧。”俺叔就出去了。我想，俺叔一定是回家了。就这样，一个，二个，有三个叔叔被请回“家”了。听着，听着，我在俺伯怀里也睡着了.....。
当我被叫醒时，鸡已在叫头遍了。我拉住俺伯的手出来时，大雪依然下得那么大，雪照得眼睛都有点睁不开。突然，在院子中，我看到三个雪人站在大风雪中，一动不动。我马上想到那是俺叔呀！他们不是回去了吗？！怎么会站在大雪中哪？！我和俺伯把叔搀回家，扫净身上的雪，扶他上了床。这时，就听俺叔呜咽起来。边抽泣边说：“没有粮食卖给国家怎么办呀！”俺伯说：“别难过了，明年也许年景会好一点，我们再好好干，多产点粮卖给国家，我们也好对得起毛主席呀！现在，我们就把过年的粮卖了吧。孩子们还有红薯呢，我们就揍呼住过吧，明年打罢场就好了。”说着说着兄弟俩都哭了.....，我也哭了。(后来俺村就用“站雪窝”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们，别说还真管用)
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都忙呼了起来，把准备用来过年的小麦，准备过年时给孩子们包豆包的绿豆，都拾掇出来。俺奶用簸萁簸了又簸，用筛子筛了又筛，那种虔诚劲，是谁都能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就这样,家里除了还有一点准备给牛过冬加料的黑豆外，什么粮都没有了。那一年，家里的主口粮就是红薯干，其次是红薯叶、芝麻叶，再就是窖中的红薯了。在冬天，红薯吃完了，薯干吃完了，红薯叶、芝麻叶吃完了，就连盘在树丫杈上的红薯藤也吃完了，那生活真叫难哪！
就在村里几个老人相继老去的时候，终于等来了春天，等来了豌豆角、槐树花、榆树钱....，等来了麦抽穗了、麦扬花了、麦黄了。可就在此时，该死的老天爷呀，却一个劲地下起了雨。那雨下呀，下呀，怎么就不停呢？唉！终于下的小麦在地里就长了芽.....，那是眼看就要到嘴的白面馍呀！那年,，俺们盼哪，盼哪，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由于没有东西吃，全家人就吃糠。俺四爷吃糠后屙不出,俺叔给他用手呕也呕不出,于是四爷也去了，这是1956年的麦天。
又是一个秋冬到了，俺爹挑住担子离开了家。挑子的一头是我刚满三岁的妹妹，另一头是一个半旧的板箱。为了衬头，这头箱子里装的是几块砖头。就这样，我们一家离开了的故乡。第二年，我也从泌阳二中转出远走，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哪！
今天，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心里都很激动，一双手甚至都有一点发抖。我至今都没弄明白，那年当长辈们站在北风呼啸的雪地里的时候，他们心中为什么不但没有恨，反而会有内疚、有而自责呢？全家为什么那么认真的拾掇卖给国家的粮食？甚至连一粒小沙都不允许留在粮食里！难道这就是那种刻骨铭心的阶级感情吗？也许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都体会不到了，起码可以说体会不深了。
如今，俺爹俺娘都80好几了，身体健壮着呢！俺娘的那口木箱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光彩，但她一直舍不得丢，让它白占地方。也许，箱子里装了全家太多的回忆吧。
（2003年6月1日留言于“大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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