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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对于唐河两岸的每一个唐河人来讲，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
那年我12岁，进入6月的时候，也差不多结束了小学5年级的课程；我在本村(我家的村子很大，有16个生产队，外加林场、窑厂和渔业队，一个自然村也就是一个大队)的学校念书，当时学校的校舍以旧关帝庙为主，因此习惯上大人都把学校叫做“小关庙”(主要是因为原来村里原本还有一座比较大的庙宇，大跃进的时候给拆除了)；村里的学校是复式教学，小学和初中在一起，基本上家庭条件允许的话都可以直升；因此，那个夏天尽管是我小学毕业的日子，可是没有那种感觉，当然也就没有毕业证书、毕业典礼之类的项目了。
那年的6月中下旬，雨水很多，好在不用上学了，麻儿垧(门垧)的小伙伴们乐的戏水玩耍，最拿手的就是雨停后在小水沟用泥土堆筑堤坝，等流水积满后，观赏溃堤后急流奔涌的微型壮观。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游戏？现实中的溃堤应该是一种灭顶之灾，也许这也是人类本质中残忍的天性在作祟吧。
月底的日子，浑浊的河水已经淹没了河边的港柴林，我们在水边插的树枝一边又一遍地往上移，速度之快让这些半大的男孩子激动的满脸绯红、野兽般地狂呼乱叫，丝毫没有理会到大人们沉重的叹息：今年的水可能要超过55年了！。
55年我们当然没有印象，听老爹讲55年的水淹到了我家的窗台平，房子差点淹倒。没有经历过当然也就无法理解那种恐惧，不过想象一下堆满东西的家里，居然能有差不多和自己身高一样深的河水，仍然让人激动不已：那该多好玩呀？当然这一切只能在心里偷偷叫好，让老爹知道了那一顿“栗壳子”可够受一阵子的了，用老爹的话讲：这叫触及你的灵魂！
大概是6月28日，一大早起来，天上还在紧一阵慢一阵地下着连阴雨，人们突然发现河水上涨了许多，水流也湍急起来，偶尔还有上游漂下来的树枝、麦秸垛等，赶到河边的人们惊喜地发现，水边居然有许多拼命顶水和张嘴呼吸的鱼儿，家家户户带上筛子、水桶赶到河边抓鱼。平常滑溜精怪的鱼儿，已经被浑浊的河水呛昏了头，也许它们实在不愿被激流带去下游陌生的新家，因此家家户户几乎垂手可得，收获丰盛，到了中午麻儿垧潮湿的炊烟中，都有了浓浓的鱼腥味。据说最大的居然捕捉到10来斤重的大鲤鱼，这是平常河道中绝对没有的。尽管意外地老天送来了丰盛的河鲜美味，给那个贫瘠的年代人们一场惊喜，但是老人们的叹息声更重了：龙王爷牺牲了龙子龙孙，看来是要降大灾了！
29日凌晨，狂吼的风雨声中，大队的大喇叭里传来了紧急通知，民兵营的基干民兵们也组织起来，挨家挨户地要求沿河的社员撤离到村子中间的地势较高的人家，大意是上游水库将要溃堤。一早起来，妈妈就带上我和两个妹妹，撤往远离河道的村子中间。老爹和两个哥哥留下来护家。离开家的时候，看到邻居家的枣树被昨晚的狂风吹的叶果枝条落了满地，枣子已经长到成熟那么大了，不过还是生楞的青绿，弯腰捡起一颗放进嘴里，咬一口是青涩木木的味道，还有一点粘粘的感觉；起身的时候，扭头看了自己的家一眼，没想到那是最后的一眼，那几间瓦草相间的民房，记忆中永远定格在1975那个细雨迷蒙的早上。
那个夏天有些凄冷……
在撤离的路上，看到河水已经漫到了大路沟，上游的水形成一道50公分高的矮墙往下灌去。撤到村子中心后，我们先到了表姐家，印象中她家都是草房，墙也是干打垒的那种，连阴天下屋外哩哩啦啦，屋里淅淅沥沥。由于她家的地势也不是太高，当晚就觉得不太安全了。妈妈就跟便表姐借了一张塑料薄膜，顶在头上，牵了我和妹妹转移到了老支书家；老支书是老爹的老朋友，他家有几间高大的砖墙新瓦房。总算不用淋雨了，尽管屋子里挤满了逃难的人们，不可能有足够的床铺让人们休息，但是温暖许多，人民惶惶不安的心稍有安宁。老妈和老支书的老姑在一起闲话家常。
入夜后，水继续在涨，老支书家的院子里已经进水，浊水倒吸着往老鼠洞里灌，那些令人生厌的小动物们在脚底乱窜。半夜时分，房间里也已经进水了，人们在讨论是不是该出去躲一躲，可是又可以躲到哪里呢？黑漆漆的外面，冰冷的雨仍是下个不停。
我坐在靠山墙的一张床沿上，心不在焉地听着大人们的闲聊，无意中一抬头，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一头向界墙撞去，心中一紧，惊叫了一声“妈”，两手一用力，本能地整个身体向床内缩去：房子内间隔堂屋与内室的界墙劈头盖脑地倒了下来，转眼之间满屋子的人只剩下了我一个。静寂了几秒钟之后，房间里哭喊声四起，有人从倒塌的土胚墙下爬了起来，外面的人急忙冲进来救人，我看到了两个妹妹安然无恙，可是妈妈却不见了。外面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闯进来乱翻，我当然很清楚妈妈原来坐的位置，边哭边大声喊叫着推开闯进来的人：我妈在这下边！妈妈和老支书的老姑两个人被倒下来的门板压在下边，当把她们扒出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头部都被门板砸伤了，支书的老姑可以看到白森森的脑壳。
妈妈很快清醒过来，人们再也不敢呆在室内了，妈妈额头被刮出一个大血口子，没有任何包扎救护，人们谁也顾不到别人了，我的右腿被土胚砸到，钻心的痛。我们一家4口在院子里找到一棵小树站住，树下多少可以避免雨水直接的敲击，衣服造就湿透了。天很冷，身体筛糠一样地颤抖……
一家4口，就这样紧紧围着这颗同样颤抖的小树，水却不停地一寸一寸地继续上涨，没过了膝盖、并齐了腰口……
妈顺手捞到一张漂过来的木椅，让几乎没顶的两个妹妹站在上面，总算可以多捱一阵子，我也紧紧搂着小树，眼看着水到了胸口，还在继续上涨……牙齿颤抖到腮帮子早就酸痛麻木了，喉咙里哼出低沉的呻吟，一方面是痛，更多的是即将到来的灭顶，死亡的恐惧。身边不时飘过冬瓜、西瓜、死猫、死鸡。
终于老支书家四周的房子相继倒塌了，水中多出来一片片高地，成了浸泡在水中面临绝境的人们的诺亚方舟，人们分别爬上了那些堆积的残屋。我们母子却动弹不得，尽管近在咫尺，从小树到废墟的水流成了我们的生死宏壑；一个本队划鹰船的邻居在身边经过，妈求他把两个妹妹带到废屋顶上，他说他的鹰船不能载人，尽管他和我平辈仍不顾妈叫他爷的央求划船离去。后来是本队的另一位驼背的木匠，一个胳膊夹一个，先把两个妹妹送到了塌屋顶上，然后又游回来把我和妈妈带了过去。这个木匠叫冯文德，我叫他冯二哥，他的大儿子冯铁山是我儿时的同学。一群群的人们拥挤着守坐在塌屋顶上，尽管寒冷和饥饿依旧，总算暂时没有了性命之羌。在颤抖中人们迎来了雨淋水浸的第一个阴沉沉的黎明。
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吗？
天亮后，阳光下的人们要自信许多，有人找出了泡胀的小麦，在废屋顶上设法生火煮熟，分给大家充饥，也有从水中捞来漂过的冬瓜、西瓜，剖开了生啃，我这才知道冬瓜原来是可以生吃的。那天是7月1日，人们居然记得那是“党”的生日，老人们讲：当过生日了，不会忘记我们这些灾民呢。不过更多的希望还是在眼巴巴地紧盯着生产队仓库倒塌后残留的砖墙立柱上，看着水位几时才能停止上涨。
妈额头的血不知几时自己止住了，留下一个血淋淋的伤口，脸却肿了起来，十分怕人。留在家里的爹和两个哥哥，却没有任何音讯。
还好的是，皇天不负苦命人，过了中午，砖墙上终于出现了水位消退后的水痕。
7月2日，场院里的水终于匆匆离去了，留下的除了一幢幢倒塌的废屋和各种凌乱的家什之外，就是深没膝盖的泥浆，天空中由远及近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难得一见的绿色运五飞机硕大无朋的身姿，在头顶盘旋许久，然后离开了，飞的很低，几乎可以看到探出机外的人的面孔。人们激动地想，党真的没有忘记我们！河道里也出现了轮机船，就是平常总是停靠在五里河渡口的那艘，可以看到身穿军用雨衣和救生衣的领导们，在视察灾情。
不久，那架运五飞机又重新飞了回来，这次他们从空中呼啸着投下了成麻袋的白馍，尽管冲力太大，麻袋到地也就破散开了，雪白的蒸馍滚进泥浆中，不过象吃蒸红薯一样把皮剥掉，白生生的大蒸馍仍然是香甜可口。我的牙床和腮帮子酸痛的可怜，即使松软的白蒸馍，咀嚼起来也十分痛苦，只能囫囵吞枣般咽下。岗上的人也涌了下来，进村子用铁铲切割淹死的牛驴肉，寻找有用的东西，当时记得和本村的人发生了一些冲突。
7月3日，洪水终于从村子中退了下去，我们在亲戚搀扶下回到了已经空无一屋的家：河水泛滥后，我家几乎在主流的中央。好一点的是，之前爹和两个哥哥把家里的衣物和粮食转移到了易大娘家的房梁上，她家房子是那种“墙倒屋不塌”的结构，也是邻居中55年大水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老屋。
由于妈的伤势有些感染，城里的舅舅安排下，顶着仍然十分湍急的河水，爹把我们娘4个送到了源潭的公社卫生院，老支书也把他重伤的老姑送到了公社卫生院，我们住在同一个大病房中，作为灾民，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直到妈的伤势痊愈。让人惊奇的是老支书的老姑，当时已经年过花甲，头上的伤疤可以看到大片的头骨，在那样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老人家熬了过来，对我来讲从心里觉得是个奇迹。
（2003年11月23日贴于“大河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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