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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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史实性的豫南地域文化长篇小说(序言)

张亚斌


    我和子庆是家乡唐河县郭滩中学时的老校友。一九六三年他考入唐河县第一高中,我考入南阳师范学校。后来他参军去了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从事秘书和新闻工作,我回到母校郭滩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一九八五年底,他从部队转业到南阳地委机关,不久又调到南阳油田报社当记者,我则离教从政先到南阳地委后到人大机关。我经常从报刊杂志书籍上看到他的新闻、诗歌、杂文、影视文学作品不断问世,为他在写作道路上取的成绩由衷高兴和钦佩,更让我惊喜的是他在步入花甲之年居然创作出《唐河十八弯》这部令我读后潸然泪下扼腕叹息的长篇小说。如果你想了解从解放初期打土豪分田地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三十年豫南农民的生存状况,读一读这部长篇小说即可历历在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今文坛写“三农”题材难得一见的佳作。

    这部长篇小说艺术地再现了豫南乡村那一段多灾多难的历史。我和子庆都是在中国解放前兵荒马乱的岁月出生的同龄人,从小就和爷奶爹妈兄弟姐妹在饥寒交迫的痛苦中煎熬。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耕者有其田,农民刚开始扬眉吐气,好日子没过几年,就遇上一九五三年的“统购统销”,让交不出粮食的农民站在雪地上挨冻,甚至被推进冰冷的水坑。接连而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大办钢铁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像一阵阵飓风席卷农村,出现了老百姓不死亡即浮肿的三年大灾难。我和子庆都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现在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这三十年农村有发展,有变化,但农民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贫困。把这几十年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占主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给农村带来的灾难用文学作品再现出来,除了河南省著名作家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还未见到长篇小说力作,子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听眼见获取的素材,花费五年的时间和心血,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他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演绎三十年多灾多难的农村历史,显示出他对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命运的关切和挚爱,也显示出他敢说实话不掩蔽真相不粉饰太平的胆识和勇气。这部长篇小说时间跨度比较大,子庆抓住农村重大历史事件编辑故事,设置矛盾,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如今的中老年读这部长篇小说会重新唤起对那一段沉重岁月悲惨历史的回忆,年轻人读这部长篇小说也会像读历史书籍那样,引发对那段沉重岁月悲惨历史的思考,会更加感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是何等的正确和必要。

    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塑造出在那段多灾多难岁月里一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电影,都是写人的,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就看作者是否刻画出一个乃至几个性格各具特色的典型人物。我在读这部长篇的时候,仿佛这些人物在我们豫南城乡都见到过,是那样的真实可信。小说的女一号人物屈芸青本是穷家小女,她天生丽质,漂亮聪明,乐于助人,宽厚待人,为偿还给弟弟医治毒疮欠下的债务而嫁给地主的长子王振福。丈夫听到解放军从桐柏山打过来的风声,预感灾祸临头,身不由己参加到国民党军队,被裹胁到台湾。既没有过上地主家庭富贵生活也没有剥削压迫穷人罪恶的屈芸青头戴“地主分子”和“国民党军属”两顶帽子,受尽了磨难。这磨难一方面来自头压两顶帽子没有正常的人身自由,一方面来自企图占有她而她又不肯就范的两个流氓无赖的打击报复。在屈芸青身上既有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传统美德,又有一妇不嫁二男从一而终封建礼教对她的影响和束缚,这就是屈芸青悲剧命运的根源。屈芸青是一个特殊的农村女性,这类女性在豫南大一点的村庄中并不少见。我读罢这部小说,对屈芸青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这是我扼腕叹息的原因之一。小说中写了几位与屈芸青同龄的女子,马香春被抢夺到地主家成了恶少的媳妇。她心灵手巧,疾恶如仇,明辨是非,刚烈如火而又柔情似水,她不敢杀鸡,却在洞房花烛夜把杀害她未婚夫的老地主的小儿子王振祥毒死;她宁可独身不嫁,也不愿嫁给六亲不人的“圣人蛋”屈恩旺为妻。谷秀莲本是地主王久恒的二儿媳妇,她个大力壮,心直口快,敢恨敢爱,思考问题待人处世比较实际,当她知道丈夫王振禄充当地主公爹的打手被判刑十八年,当机立断改嫁给勤劳忠厚的王振友,把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也嫁掉了,过上了不像屈芸青那样被当作“专政对象”而多次挨批挨斗的日子。唐河县医院护士雷巧巧光彩靓丽,娇媚可爱,单纯善良,一心想嫁一个国家干部,在没有看清屈恩旺真实面目和内心世界的情况下,仅凭屈恩旺的长相和他是县长秘书的身份,同他结了婚。当屈恩旺六亲不认的丑恶心灵逐渐暴露出来后,雷巧巧悔恨不及,只好下决心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圣人”。“抓地虎”李玉爱身材粗短,但吃苦能干,爱憎分明。不认识一个字的她为人处世准则是谁对她好,她就对人好,谁对她坏就以恶对恶,嫁给了“人样子”王顺立,对长得仪表堂堂的丈夫百依百顺,家里地里活不让男人插手。当花花肠子丈夫喜新厌旧残酷虐待她时,对王顺立爱到极点也恨到极点,手抓男人下身一滴溜要把他搦死。对救了她一命的屈芸青,不在乎她是“地主分子”,尽心尽力报答她帮助她。曾玉竹凭着“好处两头传,坏处两头瞒”的说媒经验,走东串西,贪吃贪财贪色,与许多男人有皮肉关系,但在大事大非的关键时刻,她的善良一面的人性并没有泯灭,对百事不成的再婚丈夫深恶痛绝。曾玉竹是农村媒婆的集大成者,是一个可憎可爱喜剧悲剧都上演的人物,因其有广泛的代表性,才有深刻的典型性。

    与女性共同存在的是一批性格鲜明的男性形象。男一号人物王德宽受父母亲遗传基因的影响和言传身教,是乡村的能工巧匠,他为人厚道,忠诚老实,热心为父乡亲办好事谋福利,在三年大灾最危机关头,他历尽艰辛从湖北省随县弄到二十多袋地脚米拯救在饥饿中挣扎的众乡亲。他的性格缺点是心太软,看人看事看不透,以致在土改后的一天夜里因无防备而遭到黑手毒打。统购统销运动中不敢和区上的干部对抗,让二百多个村民站在寒冷的雪地受冻。撤掉了乡长,一气之下到湖北山区做家具挣钱谋生,因不听父亲的劝告,陷入了丈夫是个偷牛贼被判刑入狱的山村女子贺晓云的美人计,以致和多年相爱来湖北要与他成亲的屈芸青失之交臂,结果是害了贺晓云也害了自己,被当做有四条人命的流窜犯判刑八年进了劳改农场。因为他不在家乡,屈芸青失去了一个爱她保护她的靠山处境更加艰难。王德宽的父亲王麦囤刚强正直,性情倔强,不会说瞎话,看人看事一碗清水看到底。土改后让他当农会主席,因区长赵汉文让表侄王仁信当乡长,王麦囤不愿和百事不成的流氓无产者在一起共事,拒绝任职。后来当了王庙大队大队长,参加社长主持召开的放卫星报产量大会,爱说真话的王麦囤几句话给头脑发昏的刘社长泼了一瓢冷水。在老百姓没吃没烧浮肿身亡的危难关头,他向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民情,被当作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文革一开始再次“出山”的王麦囤又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批斗。郭淮生是一位农村干部的正面典型人物。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经历过血与火斗争的锻炼,英勇顽强,有勇有谋,廉政爱民,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总是考虑对人民有利无利,决不盲从,有时虽然知道上面的政策是错的,因手无大权而无力回天。赵汉文是个一心想往上爬当大官的投机钻营分子,为了自己能当上县委办公室主任进而当上县委书记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在这种思想驱动下,会耍笔杆子的赵汉文成了县委县政府推行错误路线的“御用文人”。当纠正错误路线的时候,赵汉文连一官半职也难以保住,最后得了疯狂病而死。在反面人物中有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名叫王仁信,他的船工父亲与襄樊码头一位妓女媾合生下这个孽种,临死之前把王仁信托付给同宗近族王久恒,是地主家一条狗腿子。王仁信干正经事百事不成,却有一肚子臊主意坏点子。王振祥干的坏事都与他有关,还参与杀害马香春的未婚夫王保亮。有表叔赵汉文和社长刘建生的拉拔庇护,连当个农民就不够格的王仁信居然当了乡长社长、大队革委会主任,成了坑害王庙老百姓的灾星。王仁信是乡村地痞流氓无赖恶棍的总代表。小说中的“人样子”王顺立有一副好皮囊,好吃懒做,为别人主持红白喜事不怕磨破嘴跑断腿,做庄稼活却是浑身没劲。他一心想把貌美心善的屈芸青弄到手,屈芸青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就寻机报复。屈芸青所受的灾难有一部分就来自这个一心想吃天鹅肉的“花花肠子”。王顺立和曾玉竹勾搭成奸后,为扫除障碍,残酷折磨妻子李玉爱,结果是“西瓜”没得到,连“芝麻”也丢掉了,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子,最后饿死在破烂不堪的长工屋里。这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写了有名有姓五十多个人物,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不管是着墨不多的大人物,还是无职无权的小人物,不管是受人喜爱的正面人物,还是为非作歹的反面人物,都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在他们爱与恨、美与丑的心灵搏斗中昭示人性的善与恶。

    这部长篇小说的语言具有豫南乡村鲜明的地方特色。据我所知,出生在豫南农村的子庆从中学时代就特别喜欢读农村题材的小说,发现书中有妙趣横生的农村谚语、歇后语和充满哲理情理事理的语言及景物描写语言都摘抄在笔记本上,与人接触言谈之中,听到风趣幽默的语言就随时记下来,还买了不少名人名言、诗词名言佳句精华、歇后语、成语辞典,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语言仓库,在他写的诗歌、杂文、影视文学剧本中都手到擒来派上了用场。我读这这部长篇小说,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他在用豫南农民的语言讲述农民的命运,而且用得恰到好处。在与子庆谈起这部小说的语言时,他说,同一个意思可用多种语言去表达,他只用豫南老百姓的语言而不用别的,比如写老地主的小儿子无法无天作恶多端,初稿写小儿子说“老掌柜对我无计可施”,后改成“没有法子”。写有些人做事没有达到目的,他不用“白忙活”、“白费力气”、“白干”,而是用“要饭吃起五更瞎慌张”。子庆对豫南农谚的运用简直可以说是独具特色,象“正月打雷人鼓堆,二月打雷麦鼓堆”、“小满见三新”、“蛤蟆打哇哇,四十五天吃疙瘩”、“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人黄有病天黄有雪”。在写豫南老百姓三年大灾的悲惨景况时,子庆没有用“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而是使用了“米光面净,场光地净”,“男人无精,女人无经”,非常形象生动深刻逼真。子庆爱听南阳大调曲和由大调曲演变而成的曲剧,而且会唱不少名曲名段,他把这些生活积累改造成“戏串”,通过王顺立唱出来,让人看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小说第一章关于那场大雪和第三十章关于那场雷雨的描写及豫南乡村自然景色的描写,子庆完全用豫南老百姓的语言写得有声有色。这些语言有许多在辞海字典里找不到,而且随着时代的演变,有一些语言有可能失传,可以这样说,子庆的这部长篇小说抢救了豫南城乡一部分面临失传的语言。

    这部长篇小说展示了预南城乡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我之所以把子庆的这部作品定位是一部豫南地域文化长篇小说,除了极富地方特色的农民语言,还有五方面考虑:一是展示了豫南民风民俗中的婚嫁文化。中国解放前豫南农村娶亲嫁女用的是大花轿,用不起花轿的家庭则用牛篷车。由于社会动乱,连富门大户王久恒娶儿媳不得不用牛篷车。子庆对屈芸青和马香春嫁到王庙地主家所用的牛篷车娶亲写出了诗情画意,读小说时,清晨原野牛铃铛有节奏的响声宛如在耳际回荡。豫南人打发闺女都在箱柜中放一百个小饺子,这有何种寓意,我原来也不知道,读了小说才恍然大悟。二是展示了豫南民风民俗中的殡葬文化。从给死者洗身穿多少件衣裳,做棺材的尺寸规格颜色,到为死者“吹响”、送路、出棺、砌坟台,不到三十岁或非正常死亡的人死后不能直接埋进祖宗坟茔,必须先丘葬在田边地角,都一一写到。三是展示了豫南城乡饮食文化。小说中写了郭滩烧鸡、黄酒、麻花、卤豆腐皮、水煎包子,写了唐河县城杨家楼的锅盔馍、胡辣汤、葱爆绿豆芽,看着小说中这些豫南土特产风味小吃,身在异乡的豫南人会更加思念留恋家乡;外地人看了小说,也会激起到豫南品尝这些风味小吃的愿望。四是展示了当地人文和自然景观。小说关于王庙村的村名和那口老井的历史演变,关于唐河县城“泗州古塔”、“南泉”、“雪不落小桥”的来历,就像在读优美的写景散文,增进了我们和外地人对唐河的了解和热爱。五是小说中给一些人物冠以外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我看到这些既符合人物性格又寓意深刻的外号,欲笑欲哭。“抓地虎”李玉爱、“半夜门子”、曾玉竹“人样子”王顺立、“圣人蛋”屈恩旺、“百事不成”王仁信、“材料篓子”马步昌、“老牛筋”王久长、“哑巴蚊子”王顺成等,都是在农村常见到或常听说的外号。由于子庆多年来一直关注父老乡亲所思所想,关注家乡山山水水,和唐河县的亲朋好友保持着密切联系,善于观察积累,所以才能全景式地展示豫南独特的民风民俗、多姿多色的地域文化。

    在与子庆交谈中才知道他写这部作品历时五年,之所以写得比较慢,一是多灾多难的他被高血压困扰,每天只能写两个小时,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用心用血用情去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再一个原因是他每改出一稿总要让几位文学朋友看看,征求意见后再进行修改,大的改动有三次,小修小改已记不清翻腾过多少遍,慢工出好活,文章不怕改,越改越精彩。他说,以他的生活积累,再写几部长篇都有写不完的东西,但从健康状况考虑,只能量力而行。我希望老同学能摆脱疾病的困扰,再有新的佳作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00六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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