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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复杂苦难艰辛的特殊人生经历是作家创作的最好素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滋味几乎把我折磨得呜呼哀哉，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足够写成几部长篇小说，但因“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公务缠绕，身不由己，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经历倾吐成文学作品，所发表的上千篇新闻、杂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影视文学剧本只能是忙中偷闲的小打小闹，未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我对社会、对人生、对家乡父老乡亲命运的关注和思虑。二00一年元月一日，我写了一纸提前退养的申请报告被批准了，像获得了大赦般的成了一个自由人，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我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坐在电脑台前敲打出这部长篇小说。
每个人的一生经历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愿不愿写，会不会写，写出来是有字的书，写不出来是无字的书。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豫鄂交界唐河西岸，这里土质肥沃，盛产五谷。旧社会土地被地主豪强霸占，老百姓缺吃少穿。长期的兵燹战乱，抓丁征粮，杆匪抢劫，使农村鸡犬不宁，民心颤栗，母亲生我时无米面下锅，我常常饿得抱住母亲的腿哭叫。幼小的我就听说父亲为了躲避杆匪讹诈而在黑夜仓皇逃跑，慌不择路误入郭滩镇西一家菜园被当成偷菜贼而不由分说刀枪捅身血流满地，扔进野沟幸被人救；我四岁那年，本村一家财主利令智昏，为富不仁，唆使其小儿子雇凶杀人，月黑风高之夜，将和我父在唐河滩合伙种瓜的一青壮村民拉出瓜庵一刀劈死；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进驻郭滩一带，开始剿匪反霸打土豪分田地，家乡那些死有余辜的地主恶霸土匪头子都被镇压了。这是我儿童时代的耳听眼见。
乾坤裂变，分到土地房屋的农民得以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家家户户的神台上换成毛泽东主席的标准像。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五三年冬，九岁的我亲眼看到村干部把十几个不知身犯何罪的村民推进冰冷的坑塘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在统购统销运动中交不出粮食的农民的惩罚。紧接着而来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农业合作化运动像冬天里的三把火熊熊燃烧，点燃了农民的激情，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一九五七年之后，正上小学的我看到有的老师被开除回家种地，有的留在学校掏大粪打扫校园，有的戴罪教书，每隔几天就要被召集在一起念反省检查材料挨批斗。据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右派分子。第二年我在郭滩镇的墙上看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大红标语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超英赶美学苏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寒冷的秋冬，田间地头红旗如林，农民们只穿着单布衫深翻土地，上级说深翻土地密植小麦亩产可达几千斤。镇上垒起几十座高炉，烟火冲天大办钢铁，把家家户户的铁锅、门鼻儿、门扣等凡是沾铁气的物件都统统投进土法上马的小高炉里煮成铁汁。大批青壮男女都被征调到外地捞铁沙，伐树做燃料，眼看到手的红薯、玉米、大豆、高粱因无人收获烂在地里。各乡村比赛放高产卫星，好像一步跨入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天堂，而实际境况是集体食堂的大锅饭红火了一阵子，饭越来越稀，馍越来越小，到了一九五九年竟无粮下锅干脆关门落锁。村民们连煮野菜的铁锅都没有了，只好支起瓦盆瓦罐当锅灶煮菜汤。最难熬的是一九五九年寒冬、 一九六0年初春，米光面净，场光地净，村民们连野菜也找不到了，居然把大雁屎、刺角芽、水扎草采捞回来煮熟救命，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倒在家中和路边，我也因浑身浮肿气息奄奄在阎王殿门前走了一趟。后来有人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我成人之后，才认为这遍地饥荒的三年灾害不能完全归罪于“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我在书本上看到了历史上几个朝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大劫难，无法体察其中的况味。我青少年时代把这种饥饿的情景和滋味品尝得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老祖宗留下的名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世上万物黄金最贵重。我则以为人生最可悲的是没有饭吃。天下农为先，万物粮为贵。假如遍地都是黄金，人类照样不能生存。而家家户户有米有面有萝卜白菜就能繁衍生息。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中国应该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以钢为纲或以阶级斗争为纲，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超越历史阶段、希冀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浮夸风把中国农民引入灾难的苦海。我们唐河县是推行极左路线刮浮夸风变本加厉的重灾区，饿死人的数量之多使周边各县望尘莫及。时任县委书记自感罪孽沉重，愧对百姓，未等上级追查他的罪责，逼着老婆孩子与他一起跳井自杀。
我在饥饿中挣扎求学。陕西已故作家路遥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在最困难的日子》，讲述的就是我们那一代中学生忍饥挨饿的情景。一九六三年我从初中升入唐河高中，虽然走出了三年灾害的死亡阴影，但仍然是饥肠辘辘，难以承受繁重的学习任务，整天饿得头晕眼花。人民公社治下的农村土地不产小麦稻谷，老百姓过的是“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日子。到处都是“低指标瓜菜代”，我们高中生能吃上什么？一九六八年我坚决要求当兵，才正式向饥饿说声再见，但每年从部队探亲返家，父老乡亲们过的仍然是“三红传”日子。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根子扎在农村，不管是当兵还是转业到地方政府，后来又调到石油企业，我仍然关注家乡农民心里想的手上端的身上穿的，他们在土改时分到土地的喜悦、统购统销时被推入坑塘中的无奈、农业合作化中的劳而不得温饱、三年灾害饿死的惨相、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的场面，都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在所有男女老少中最让我同情怜惜的是一个特殊身份的农民，她出身穷家，但天生丽质，心灵手巧，性格温和善良，嫁给我村财主的长子，没享上几天福，丈夫在土改时被抓捕入监，死在狱中。从土改到一九七八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贫下中农都在忍饥挨饿如履薄冰，她一个寡妇人家，头顶“地主分子”帽子，不能偷不能抢，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受尽人间各种灾难。在国家颁令为地主、富农、右派分子摘帽的政策下来之前，这位“地主分子”未能享受到摘掉头上“金箍咒”成为一个正常人的自由与欢乐，便与世长辞，那间小茅屋至今尚存。
萌发将这三十年的家乡农民的生存状况写成一部文学作品，我酝酿构思了二十年。一九八三年在南海舰队航空兵部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已经写出了四万字同题材中篇小说。因那时的环境条件不成熟，思想不解放，不敢说实话，加上文学功底不厚实，作品写得平淡肤浅。现在找出那一稿，连我自己就不能卒读。
 写文学作品不是写史书，也不是图解政治运动。我在把这一段沉重岁月写成长篇小说的时候，以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八六年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唐河家乡的农村生活，调动我从幼年时代就开始的农村生活和豫南乡村农民语言的积累，用家乡话说家乡的人和事，并努力发掘豫南乡村的风土民俗，展现豫南区域文化氛围。如果朋友们读了这部小说能看到豫南乡野风情画，听到当代黎民苦乐声，汲取历史教训，珍爱来之不易的今天，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我就没有白费心血了。
在我写完第一稿之后，我将打印出的稿子寄给在北京海军航空兵部队工作的既是战友又是文友的夏廷献同志，他停下手中的创作，认真负责地看了我的书稿，就人物关系、人物命运和小说的结构提出深中肯綮的修改意见；河南油田报社编辑、画家马卫卿对我的书稿逐字逐句斟酌推敲，写出了书面意见；河南油田原宣传部长赵晖多年来一直关注我的创作，并给以热情鼓励，看罢这部小说，与我面对面交谈，就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提了多处意见；河南油田副总经济师喇华璀具有很强的艺术鉴赏力，在称赞这部作品的同时，说小说男女主人公最后死别写得过于简短，分量轻了，我觉得这意见很有价值。我在修改作品的过程中慎重采纳了他们的真知灼见，使本书艺术品位有了质的飞跃，在此深致谢意。在南阳市人大工作的张亚斌是我的同乡、同学、同龄人、好朋友，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反复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二、第三稿，写出了长达四十页的书面意见，对我的创作动机和目的以及我所追求的作品风格进行了评述，并与我两次面对面深谈，情真意切，难能可贵。征得他的同意，我选取他书面意见的一部分作为本书的序言，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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