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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一出，争论骤起，莫衷一是。高考的问题很多，但废除高考将“天下大乱”。这场争论，让人联想到百年前关于科举废留的争论。科举与如今的高考当然差别明显，但二者都是选拔性的考试制度，显然有一定的可比性。当初人们对科举的指责，类似范谊对高考的指责。
科举已废除１０２年，但关于此事仍有争议，至今也是莫衷一是。有人说，此举等于传统文化“自废武功”，为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方便之门。有人说，这种“休克疗法”，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现在想像一下废除高考，人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将“天下大乱”。废除科举的时候，确实够“乱”的，对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这个消息让他们有天塌了的感觉。
“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不免穷途之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位举人在得知科举废除后，在日记中写道：“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原来的康庄大道变成了一条死路，那感觉，如同手里拿有大量银票，却发现钱庄一夜之间破产了。
“三冯”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但他们是幸运的，一方面，他们年纪尚小，“转型”完全来得及，而不用再花费精力学作八股文，完全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因家学渊源和父母的有意选择，他们读完了四书五经和大量古文，与后来的学生相比，传统文化底子相当深厚。
１９１０年夏天，唐河县立高等小学招生，冯友兰、冯景兰奉母命走出私塾，前去考试，小试牛刀即获成功，随后又考中学、大学，以致出国留学，几乎无往不利。从他们的求学经历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教育一度焕发出蓬勃生机。自由的学风，使他们绝少学历和思想等种种禁锢，完全可以按照兴趣的指引，追逐心中的梦想，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使他们有条件出国留洋，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兴趣引领出别样的人生
冯友兰考中学那年，还没上完高小一年级，但考试成绩却好得出人意料。
１９１１年初，设在开封的中州公学中学班招收新生，在开封上学的两个堂兄带回了消息。本来冯友兰并没有考中学的想法，而他四哥恰好高小毕业，准备前去报考，想拉他一起去。家族的人都觉得，按友兰的程度，应该去试一试。
１９１１年新年过后，冯友兰与几个堂兄一同离家，前往开封。当时从唐河到开封的最佳路线，是到驻马店转乘火车。驻马店当时是个大站，叫“宿站”。那时火车夜间不走，从北京到汉口的要走三天，第一天到安阳停下，旅客们拖着行李下车住旅馆。第二天走到驻马店，乘客们再照样住一晚，第三天才到汉口。驻马店原来只是个小集镇，这时迅速发达起来。
友兰兄弟先坐马车到驻马店，然后坐火车到开封，前往位于开封南关的中州公学报考。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次，冯家“打好中文底子”的教育模式显出奇效，友兰的成绩好得出人意料，初试考了第二，复试考了第一，把高小毕业的人都甩到后面，让他自己也很惊奇。
一年多后，一个新的机会出现了，著名的上海中国公学恢复招生，推举黄兴为校长，以黄兴的名义向各省发电报，让选派学生。河南省对此非常重视，决定选拔２０名学生，每人每年发官费银子２００两。冯友兰闻讯报考，顺利通过考试，到上海进了中国公学。
对一个学生来讲，一年２００两银子是很富裕的，冯友兰衣食无忧，在上海安心学习了三年。
当时上海的学校，无论什么课程，都讲究用“原本”，也就是英文原版书。可是学生们的英文程度很差，老师的专业知识也不高明，于是不管讲什么课，其实都是在讲英文，各学科的教科书，都成了英文教材。
学校开了门逻辑课，用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做教材。冯友兰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门课，一般人感觉枯燥无比的逻辑学，在他看来美妙无比、乐趣无穷。老师讲不出多少道道，他就自己学习。《逻辑要义》后面附有很多练习题，他尝试着拿来练手，竟然一一破解。有一道题实在做不下来，他只好去请教老师。那位老师看了半天，咬咬牙说：“下一次我告诉你。”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讲台上。多年后，冯友兰回忆说：“现在我想来，这位先生倒的确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
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冯友兰对逻辑的兴趣，他继续自己钻研，透过这扇门，看到了西方哲学的无限风光，那种博大和深邃，让他心驰神往。
１９１５年夏，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要面对选择大学专业的问题了。那时一般的看法，在文、理、法、工四科中，文科最没有出路，报考的人最少。冯友兰却毫不迟疑，选择了文科中的哲学专业。
那时全国的大学中，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称为哲学门。冯友兰顺利通过考试，那一年北大哲学系招收了１３个人，后来没有改行的，只有他一个人。
虽然进了北大，冯友兰却没能学习西方哲学。从招生简章上看，北大有三个哲学门：印度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中国哲学门。印度哲学门完全是无稽之谈，西洋哲学门只有一个叫周慕西的教授，也在冯友兰入学前后去世，于是他只有上中国哲学门。
虽然如此，以北大当时的师资，也让冯友兰大开眼界，让他知道，八股、策论之类，不过是应付科举、骗取功名的“敲门砖”，并不是学问。在北大，他看到了通向真正中国学问的门径。
冯友兰大二时，蔡元培入主北大，以兼容并包的精神办学，请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梁漱溟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其中不乏有争议的人物。这些人的到来，使北大顿时有了全新的气象，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身处北大的冯友兰，在窥见中国学问的新天地之后，又看到了一个更新的天地：西方文化的天地。而这两个天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演讲，让冯友兰开始思索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衰弱？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令他困惑，也激发了他莫大的探索的兴趣。
后来带着这些问题，冯友兰到美国学习西方哲学，试图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寻找答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表述探索的成果，后来他毕生的成就，也是沿着这条主线渐次展开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冯友兰的身上得到完美的印证。
“小脚”沅君走出家门
在冯友兰的时代，北大的学生非常自由。本系的课，不爱上不上，外系的课，想上就上，老师从来不点名，也没有点名册。每堂课前，有人站在门口发油印的讲义，谁要都给，从不问他是谁。很多时候，不该上这课的人把讲义拿完了，该上这课的人反而拿不到，但从来没有因此发生争执，拿不到讲义的人只怨自己来得太晚。
当时北大中文系教授黄侃的课很叫座。此人风流不羁，玩世不恭，但很得学生喜爱。冯友兰也常去听他的《文选》和《文心雕龙》，讲到要紧的地方，黄侃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说，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惹得学生哄堂大笑。黄侃擅长念诗念文章，每讲完一篇，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是好听。课堂上学生都跟着念，称之为“黄调”。到了晚上，学生宿舍中到处可以听到“黄调”。
所谓“无心插柳柳成阴”，冯友兰的这个“业余爱好”，竟然结出一个完全没有意料到的硕果。
１９１６年夏天，冯友兰回到唐河老家过暑假，兴之所至，就按“黄调”念诗念文章。旁边的小妹冯沅君听得羡慕无比，缠着哥哥要学。按照冯家的规矩，女孩子六七岁入私塾学习，到十岁就不再读书了。不过冯家藏书很多，冯沅君在家里自学，也看了很多书。后来她的同学，才华横溢并成为著名作家的苏雪林都不得不承认：“比不上那个家学渊源，胸罗万卷的冯沅君。”不过这个时候，冯沅君已缠了小脚，并且在她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她许婚给唐河一户人家。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她命运的轨迹很难改变。
这一年，冯沅君１６岁，命运的变化来得恰是时候。按照黄侃的路数，冯友兰选了些诗文，给小妹讲、念。沅君兴趣盎然，一个暑假的时间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还能写，
写出的小品文清新优美，深得六朝小赋神韵。
第二年暑假，冯友兰再回老家时，惊喜地发现，沅君的才华和学问，已经让任何人无法忽视了。恰在这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冯友兰等人都主张让沅君去应考，沅君本人更是坚决，对母亲说：“如果是说我花钱，我将来什么都不要。”按照唐河的规矩，穷人家娶媳妇要送彩礼，地主家嫁女儿却要陪送大笔的嫁妆。其中的道理是，穷人家娶妻是添劳动力，地主家嫁女，是替女儿找到一个继承财产的机会。
沅君此话一出，压力都交给了母亲。在当时的唐河，一个女孩子进京上学，是耸人听闻的大事。但吴清芝平生最喜儿女读书，这时再次显出其过人的见识和果断，她不顾别人的议论，同意了女儿的要求。有人提醒说，是不是跟男方家商量一下，吴清芝拒绝了：“既然决定去了，就不商量了。如果他们不同意，事情更不好办。”
暑假过后，沅君跟友兰、景兰一起，离开家乡到北京报考。如果是现在的高考体制，冯沅君几乎没有考上的可能，但那时北京女子师范只考一篇文章，以沅君的才华，一考即中。如此，“五四”时期多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中国后来多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女教授。
冯友兰、冯景兰兄弟先后留学美国，一个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哲学家，一个成为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冯家虽然是地主，但其财力有限，别说兄弟俩，就是一个人留学的费用也难以负担。他们能到美国深造，得益于河南教育专款。
民国初年，中国政治混乱、军阀混战、财政困难，但全社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氛围却极为浓厚。当时教育体制多样化，著名学府既有官办的北大，还有绅办的南开、复旦，也有外国人办的燕京、圣约翰，还有中外合办的清华。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冯玉祥等人以及许多社会名流，都对教育极为重视。周恩来留学欧洲，拿的是旧官僚严修的奖学金；“五四”运动的“五大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赴美留学，则是大资本家穆藕初拨专款资助的。
在河南，全省的契税被指定为教育专款，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款产经理处”管理，款项出入不经过省财政厅。河南教育界有了这笔钱，就想多办点事。他们认为，河南出的人才太少，要有个办法多出人才。办法之一就是选送优秀学子出国留学。１９１８年，“教育款产经理处”选拔４０名河南学子出国，这一批限定专要理工科，冯友兰不能报名，冯景兰则通过考试，用官费前往美国留学。
这一年，冯友兰已从北大毕业，在开封河南省第一工业学校任教。一年后，河南省有了一个哲学专业的留学指标，冯友兰顺利考取。在北京复试的时候，他遇到了拿到山东留学名额的北大同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傅斯年约他一起去英国，但因母亲愿意他和景兰一起在美国，冯友兰婉言谢绝了。 |
